4月23日，自由時報大幅報導：「司法院院長許宗力與前秘書長（現任大法官）呂太郎遭人爆料，曾關說時任公懲會委員長石木欽撤回「監察院質問公懲委員是否侵犯司法權獨立審判」釋憲案，石木欽也證實2018年呂太郎銜許宗力之命，請他撤回該釋憲案，還說若事後再發生類似憲政爭議，大法官將立即作成解釋；但他與其他委員討論後認為事涉「條件交換」，極度不妥，決議拒絕。」

以上報導，備受矚目的爭議是：許宗力與呂太郎所為，究竟是關說？還是如許、呂所辯：只是確認，絕非關說？

筆者認為，關說的要件，司法院於101年11月定頒的《司法院及所屬機關請託關說事件處理要點》，規範的很清楚，只要「不循法定程序，為本人或他人對各機關之司法案件或其他業務事項提出請求。」，就構成關說了，並不以「請求有違法或不當之虞」為要件。

因此，許、呂所為，是否成立關說？可以依此要件審酌確認，關鍵問題只在於：「究竟應由誰來審酌確認？」罷了。由於捲入其中的都是司法大行家，孰是孰非，筆者無意介入，不過，筆者以下擬舉兩件類似司法軼聞說明：假若許、呂所為算是關說的話，那麼筆者所舉的兩件軼聞，是否也算是關說？

第一件司法軼聞是：93年7月，大法官因應死刑囚徐自強的釋憲聲請案，作成釋字582號解釋，宣告最高法院2判例違憲，不止引爆司法院大法官與最高法院之間的大鬥法，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吳啟賓更撰文公開炮打司法院大法官，也使得大法官之中出現涇渭分明的「學院派」與「司法實務派」，可謂司法一大盛事。這場司法高層大戰，最後以最高法院聲請大法官補充解釋方式，大法官於94年5月，作出釋字592號解釋之後，煙硝炮火方才漸漸平息。

以上的司法高層大戰，是公開的表象，外界所不知的是，在582號解釋作出之後，592號解釋之前，當時的司法院院長翁岳生與最高法院院長吳啟賓之間，究竟透過多少人居間斡旋折衝？達成多少「確認共識」？

據筆者查悉，93年10月初，翁岳生曾與吳啟賓當面談聲請補充解釋之道，居間斡旋促成的是一位最高法院庭長出身的大法官L，當時確認的共識是，翁岳生首肯最高法院以院的名義提出補充解釋聲請案，假若聲請案被大法官駁回不受理，最高法院承審法官若也依法律確信判決駁回檢察總長的非常上訴，可由徐自強聲請補充解釋。

另外，贊同最高法院以院名義提出補充解釋聲請案的大法官，尚有副院長城仲模與也是最高法院庭長出身的大法官曾有田。

不過，待補充解釋聲請案送交司法院之後，大法官中的「學院派」出現強大的反對受理聲浪，其中以許玉秀大法官最為堅持，她甚至在大法官決議受理聲請案之後，擬提出不同意見書，斥責最高法院是「麻煩製造者」，不過，最後只是附卷並未公開。

還有，在592號解釋作出之前一個月，大約94年4月初，翁岳生找吳啟賓面談，吳啟賓找庭長紀俊乾陪同，翁要求吳「請到此為止，勿再生波」，吳啟賓允諾。

結果，94年5月592號解釋作出時，最高法院果然沒有再「生波」，倒是「學院派」大法官出現大反彈，其中仍以大法官許玉秀最激烈。

以上這段軼事，參與折衝斡旋的，除了翁岳生本人之外，都是「司法實務派」大法官，這種檯面下的斡旋協商，與呂太郎銜許宗力之命與石木欽的「協商確認」，是否有幾分相像呢？假若許、呂所為算是關說，那麼翁岳生與吳啟賓、L大法官等人的折衝斡旋，又算什麼？

第二件軼聞是發生在最高法院於106年12月判決呂昆哲詐欺得利案（106年台上第2780號）之後。因為，適逢大法官於同年7月作出釋字752號解釋之後不久，詐欺得利案原本是二審定讞，屬於不得上訴三審的案件，但依752號解釋，本案被告呂昆哲可以上訴，最高法院承審法官將利益於被告的合法上訴，誤以為是不合法上訴，逕依程序駁回。這件案件，從形式看已經定讞 ，因此，被告律師即聲請大法官補充解釋752號。

據筆者查悉，這件聲請補充解釋案，配受大法官是黃虹霞，她原本躍躍欲試，擬糾正最高法院的誤判，此時，某位最高法院法官出身的大法官L（很巧的，與前一事例斡旋大法官同姓），與最高法院某庭長W談起此案，W庭長告訴L大法官：依大法官解釋271號解釋，這種利益於被告的合法上訴，誤為不合法而從程序上駁回上訴的案件，並不發生實質確定力與拘束力，根本屬於尚未定讞的案子，最高法院可以依其合法上訴審判，大法官豈可解釋？

W庭長的一席話，及時終止大法官的審議議程，最高法院原承辦庭也於107年4月19日自行糾正誤判─改從實體上駁回被告的上訴定讞。

綜觀這件軼聞，對於L大法官找上W庭長談及本件聲請補充解釋案，究竟是基於個人情誼知會？是單純請益或交換研究意見？或是銜命而為？筆者無法確認，但是，可得確認的是：從外觀上看，也有「不循法定程序，斡旋大法官審議中案件」之虞，程序上似乎也有可議之處，但是，若非有這段「不循法定程序斡旋過程」，大法官即使不會作出錯誤的解釋，至少也會多走一些冤枉路。這能說W庭長與L大法官間有聯手關說大法官審議案件嗎？恐怕不能吧！

最後，筆者要說的是：司法院大法官審議釋憲案時，類似以上兩種軼聞的非依法定程序斡旋協商（或交換研究意見）過程，是經常可見的，不僅發生在司法高層之間，也常發生在與其他憲政機關─例如行政院、考試院或監察院之間，其中，或許有妥適與否問題，但是，是否為關說，則又是另一回事，其間的區別不可不詳察審認。

※作者為前資深司法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