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地院判決殺警案鄭姓被告無罪，其主要關鍵，在於法院認定被告適用精神障礙而非精神耗弱，前者行為依法不罰，後者則是依法得減輕其刑。殺人當然是犯罪行為，嘉義地院108年度重訴字第6號判決鄭姓被告無罪，並非認定殺人犯行無罪，係因《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後段規定「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誤解精神病患殺人一定無罪，這是錯誤的俗念。

社會大眾為了理解法院對於思覺失調症的殺人行為如何評價，可從小燈泡案與殺警案相互比較。為何王姓被告判決無期徒刑確定，鄭姓被告卻是無罪呢？關鍵差別就在於「精神障礙」(《刑法》第19條第1項)與「精神耗弱」(《刑法》第19條第2項)的差別適用。

王姓被告殺害女童時，行為前已經妄想傳宗接代之強烈需求，「必須殺害四川小女孩」，方能達其妄想目的；鄭姓被告行為前已經購買凶器防身，而且顯露對於政府的不滿與憤怒，特別是對於到派出所向警察報案，警察不能處理或滿足其需求，針對警察已有負面情緒(參照上開判決書第16至29頁)。此外，鄭姓被告行凶時，很清楚意識到勸其下車者是警察(參照判決書第10、11頁)，雖然鄭姓被告妄想警察為魔鬼執行任務，但是其殺人行為的當下，很清楚可以判別被殺害的對方就是警察。王姓被告隨機挑選女孩殺害，並未在行凶當下清楚辨別其殺害的女孩就是「四川女孩」，更審法院仍然判決無期徒刑確定，為何鄭姓被告行為時能夠辨別對象是警察，其殺人行為卻能不罰而判決無罪？這是論理法則上，法院必須回應的挑戰與考驗。

其次，精神狀態的鑑定，應該修法由類似「醫事鑑定小組」的合議機制鑑定，而非任由檢辯雙方協議鑑定醫師。司法院與衛福部可以共同研擬「刑事犯罪精神鑑定要點」，並且籌設專責委員會負責類案行為人的精神鑑定。藉此機制，去除個別醫師的主觀判斷差異，也能讓精神鑑定建立制度化與標準要件，此舉可使精神疾病患者避免被貼上汙名標籤，遭受社會更多誤解與歧視，也能使思覺失調症患者避免被排斥或被攻擊。如何落實《精神衛生法》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保障，這是司法院與衛福部應該共同努力的目標。並非精障者就有殺人免死的不罰金牌，也並非精障者一定有暴力殺人傾向。精障者的服藥與病識感，不能與社會安全的維護議題混為一談，兩者所需求的制度與手段，畢竟有明顯區隔。

無論是小燈泡案或是殺警案，對於「怪怪的人」，或是情緒異常亢奮或憤怒者，面對此類狀況時，無論是升斗小民或警察，都應該以自我保護為優先，要能提高警覺防範突襲而來的危險。思覺失調症患者，只要注射長期藥效針劑，就能避免不服藥的發病後果，隨著精神科藥物與針劑的發達與普遍，各類精障者所需求的醫療服務，在目前健保制度下，確實可以做到個別化的醫療服務。唯有強烈拒絕接受醫療者，才有可能形成社會安全的漏洞，甚至發生不定時的殺人刑案。把病人找回醫院，把罪犯送到法院，醫院與法院各司其職，我們的社會可以更多一些安全與保障。

殺警案最後會判決如何？有待檢方證明精神耗弱與精神障礙的事實差別。法院愈來愈不判決死刑，這是刑罰趨勢，法務部以各種方式緩慢確定死刑犯的執行，這也是公開的秘密，即使法院與法務部的官方意識與作為，不符合支持死刑與執行死刑的社會多數民意。廢死與死刑的辯論，迥然不同於死刑與無罪的距離。鄭姓被告是否在行凶時已是《刑法》所認定的「精神障礙」而行為不罰？檢辯攻防，還是在於檢方要能舉證鄭姓被告適用「精神耗弱」而非「精神障礙」。至於精障者殺人無罪的謬論，箇中充滿挑釁對立與汙名攻訐，是該休止而正知了。

※作者為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