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列傳》是《史記》卷一百二十二，也是列傳當中的第六十二篇。《酷吏列傳》記錄的第一個人郅都，他的政治生涯是從景帝時期才真正開始的。不過所謂「酷吏」，這種在政治體系當中很特別的人物，主要是在武帝時期出現的。司馬遷將自己對武帝一朝政治風格的評判清楚地寫在了《酷吏列傳》中，描述了一幅江河日下的場景。

剛開始的時候，酷吏還有自己的信念與原則，他們的「酷」來自對一些原則的堅持，不願意退讓。後來酷吏慢慢扭曲與轉型，他們的行為造成的傷害及破壞愈來愈大；相應地，他們在品德上足以讓人推崇、仿效的地方也就愈來愈少了。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們單純看《史記》的目錄就會發現，有一篇的標題好像明顯是對比《酷吏列傳》的，那是《循吏列傳》。《酷吏列傳》以「酷」作為政治行事最重要的特徵，而「循」則是「循禮而為」的「循」，循吏的反面就是酷吏。

有兩件事情讓我們感到司馬遷在這裡有特殊的安排。一是，他並沒有讓《循吏列傳》與《酷吏列傳》並列出現。《酷吏列傳》是列傳的第六十二篇，而《循吏列傳》卻是第五十九篇，中間隔了《汲鄭列傳》和《儒林列傳》。如果循吏與酷吏是明顯的對照，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將他們隔開呢？而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循吏列傳》的內容，就會發現一件更奇怪的事情。

《酷吏列傳》是從郅都開始講起。郅都的時代是文帝、景帝的時代，但《循吏列傳》卻是由孫叔敖開始講起。一開頭就說「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一個春秋時代的人。孫叔敖之後，接下來有子產、公儀休、石奢，至此《循吏列傳》也就結束了。石奢是什麼人呢？「石奢者，楚昭王相也。」說的仍然是楚國，是戰國時代。換句話說，《循吏列傳》一個漢代的人都沒有寫，而《酷吏列傳》寫的統統都是漢代的人，這顯然意味著，酷吏是漢代尤其是武帝時代的特殊產物。

除了用這種方式顯示出酷吏的時代特殊性之外，其實司馬遷在另外一篇列傳中真正寫了在漢代和酷吏形成鮮明對比的人─不是《循吏列傳》─如果我們更細心地去查找，會找到一篇非常重要、非常獨特的《張釋之馮唐列傳》。讀完《酷吏列傳》之後，如果要追問司馬遷認定的好官是怎樣的，答案就在這兩個人的故事之中了。

張釋之的政治智慧

這篇文章一開頭稱，「張廷尉釋之者」，這句話是有深意的。張釋之之所以被寫進《史記》的列傳，是因為他是「廷尉」這個官職的典範。他一生中所做的事情沒有比當廷尉更重要的，漢代的廷尉也沒有任何一個可以超越張釋之。

張釋之，「堵陽人也，字季」。從伯仲叔季這種排行方式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老四，或者說是么兒。他和他二哥一起生活。在孝文帝的時候，張釋之捐了穀，成為騎郎。但是這個官做得非常不順遂，「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換句話說，這個騎郎得到的薪資還比不上他捐出去的錢，也沒有辦法養活自己。十年過去了，張釋之心裡非常愧疚，「欲自免歸」。正當他準備離職的時候，中郎將袁盎覺得很可惜，「乃請徙釋之補謁」。

張釋之當上了候補的謁者，有機會跟皇帝說話了。這個時候，司馬遷筆下顯現出了漢文帝的風格。文帝把身邊的人找來，但是話要先說清楚，「卑之，毋甚高論」。他不要聽什麼大道理，如果有任何建言，要的是「今可施行者」。但是張釋之堅持講秦漢興替，從漢代建立以來所有有思想的人、關心時局的人必定要碰觸的大題目─「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

在這個主題上面，《史記》裡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賈誼的《過秦論》。前文提到過，《過秦論》的重要性不在於文章寫得好，而在於賈誼充分代表了漢代興起之後的集體情緒—如果不能認真檢討並找到秦迅速滅亡的答案，如何保證漢代可以長長久久？一直到文帝的時代，張釋之仍然屬於這樣一個知識傳統。

這時書中又表現了孝文帝的性格。以皇帝之尊，面對的又是一個剛剛上任還在試用期的小官，文帝不以為忤，反而「稱善，乃拜釋之為謁者」。正是因為張釋之沒有按照要求講現實的事情，反而感動了漢文帝。漢文帝聽進去了，就讓他結束了試用期，變成了正式的謁者，有機會跟隨漢文帝進進出出。

有一次，皇帝到上林苑去打獵，突然之間想起來一件事，就問上林尉：「我們的上林苑到底有多少禽獸，有沒有登記？」左右沒有人知道。只有一個地位很低的虎圈嗇夫，一看上林尉和左右這些人都不知道，他趕快答說，有登記，這個禽獸有多少多少，那個禽獸有多少多少。漢文帝接下來繼續問了些別的，「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回應無窮者」。文帝就說，「對，做事情的人就應該這樣，像上林尉就是沒有盡到責任。」因此把當時跟著去的張釋之叫來，「拜嗇夫為上林令」。

皇帝已經做了決定，只不過是要叫身邊的人去傳令、去執行，但是張釋之對自己的身分和是非觀念有更認真的對待，他等在那裡，沒有馬上執行皇帝的命令，但也沒有立刻跟皇帝說自己的看法。等到漢文帝心情和緩下來之後才去講：「陛下，你覺得絳侯周勃怎麼樣？」

周勃是從高祖朝留下來的名將，文帝自然說：「是長者也。」

張釋之繼續問說：「東陽侯張相如呢？」

漢文帝答：「也是一個長輩。」

張釋之接下來說：「絳侯、東陽侯是長者，他們的為人和行事是可以肯定的。可是他們兩個人會講話嗎？他們幾乎是話都說不出來，周勃甚至有口吃。而這個管虎圈的嗇夫，那麼利口捷給，秦朝就是這種風格，要求這些刀筆吏，在文句、言辭上表現鋒利。而且對這種才能的在意和計較簡直到了極端，結果產生了最嚴重的缺點，那就是忽略了原則和品德。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無惻隱之實，人們犯了法，做了壞事，執法者沒有用一種同情的心去追查背後的實情。正因為有這些刀筆吏環繞在身邊，秦始皇才不聞其過，大家都認為只要在言辭和文書上做好交代就沒事了，真正的事實、真正的狀況，尤其是碰到問題和差錯，就沒有人能夠講。這種風格一直到二世，天下土崩。」

張釋之是在告訴漢文帝，秦之所以滅亡，就是任用了這些會講話、以為文辭就是一切的吏。今天如果單純因為這個人會講話就「超遷之」，那麼，「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其實」。這樣一來，大家都覺得會說話就能夠得到好處，都要把話說得很漂亮。長此以往，恐怕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所以要謹慎地處理。

文帝又聽進去了，「乃止，不拜嗇夫」。

這段故事講出了張釋之如何得到了文帝的賞識。張釋之一直念茲在茲的是絕對不能重蹈秦的覆轍，秦碰到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吏治，如果每個人對法令的概念僅僅停留在文辭方面，而忘掉了法針對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如果吏眼中只看到條例卻沒有人情，那麼這樣的吏也就是亡國的因素之一。這就是司馬遷認為重要的政治智慧。在漢武帝一朝，最重要、最麻煩的事，首先是經過了這麼多年對於秦朝的檢討，很多事情還是回到秦始皇的那種統治風格；其次，這種統治風格反映在漢武帝一朝，最明顯的就是這些吏一個個都很會說話，只在意法令的表面，用這種方式去約束活生生的人民，變成了酷吏。

※本文摘自《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作者：楊照；印刻文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