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精神疾病導致的犯罪，在刑法上的究竟要如何課責，涉及行為人有沒有辦法負擔刑事能力的問題。當行為人的心智如三歲小兒、或身不由己的被疾病所操縱，課處行為人刑事責任不但無意義，也無法處理行為人疾病可能的後續危害。換言之，此種行為人需要的是治療、以及對其危險行為的控制。這並不是說被害人活該倒楣，對無辜被害人的補償，以及對行為人有監督責任者應負擔的賠償責任，都還是存在，且行為人所受到的無罪判決，也不是沒有條件，而是必須強制隔離治療，但是由於精神疾病犯罪在刑法上一旦被認為無責任能力、無罪，若社會大眾對法律與精神疾病的知識不夠瞭解，難免產生震驚錯愕和惶恐不安的情緒，如何反思制度、加強社會安全與溝通，都是當務之急。
 

鄭再由殺警案所引發社會各界對精神疾病在刑法上認定標準的問題，筆者曾在第一時間為文說明，無罪不等於沒有做錯事，且說明我國對於所謂「無辨識能力」究竟所指為何需要重新檢討（請見本人粉絲專頁與蘋果日報，惟後續仍有許多相關討論，乃應上報之邀，再為討論。

美國限縮「因精神疾病而無須負擔刑事責任能力」的定義
 

第一、以他國法律的為例，美國聯邦和各州，在1980年代雷根總統遇刺案前，採用的多是「馬克諾頓法則」加上「不可抗拒的衝動」判準，所謂馬克諾頓法則，是英國法傳統的認定標準，指的是當「行為人無法辨別事物和行為本質」或「無法分辨行為的對錯」，符合其一，即可該當心神喪失( insane) 的精神抗辯。後來精神醫學進步，又發現行為人有可能是有能力判別事物行為本質、也有能力辨別對錯，但是因為精神異常，失去對行為的控制力，所以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衝動，非做不可，所以後來又加上一個不可抗拒的控制力問題，也可以因為失去控制力而達到心神喪失的標準。但後來美國在1980年，行為人辛克利 Hinckley因幻想而產生刺殺雷根總統的衝動，且付諸行動，在審判中，陪審團採信鑑定醫師的診斷，認為辛克利刺殺總統未遂的行為，是導因於精神疾病，辛克利獲判無罪，造成全國譁然，國會和各州，開始重新檢討法律的標準與精神鑑定的標準，逐步限縮「因精神疾病而無須負擔刑事責任能力」的定義。

第二、美國在辛克利案件後的法制大改革：美國因為該案的震驚，在審判後三年，做了以下的改革：
 

首先、聯邦和多州將失去控制力而導致的心神喪失標準廢除，僅留下馬克諾頓 法則，也就是僅在行為人失去辨別事物本質與對錯的能力時，才構成精神障礙無責任能力。此外，對於失去辨別事物本質與對錯能力，必須是行為人「嚴重的精神疾病所導致」(severe mental disease or defect )
 

其次，多州開始採用guilty but mentally ill ( GBMI) 判決，也就是創設「行為人有罪但有病」。一方面由於心神喪失無責任能力的範圍被縮小了，許多精神疾病導致的犯罪在新的標準下可能會被認為有罪，二方面，傳統刑法「無責任能力無罪」這個概念對社會大眾的刺激和反彈過大，意欲透過調整用語想辦法減低社會恐慌。
 

最後，過往對於精神異常抗辯的舉證責任欠缺清楚規範，在辛克利案件後，聯邦和各州大刀闊斧進行程序法改革。第一個問題是：一個精神異常心神喪失的人，根本就可能欠缺受審能力，因此第一關要處理行為人如何受審。第二個問題是舉證責任，美國法上的舉證責任分為兩種，第一是提出證據責任，第二是說服責任，我們說的，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的責任，就是指說服責任。在刑事程序法中，要判被告有罪，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主客觀都該當「無合理懷疑」的程度。但是如果檢察官已經證明：人是你殺的，人是你故意殺的，而被告卻提出精神異常的抗辯，對於「被告到底有無精神異常」這件事情，誰要來負擔舉證責任呢？在辛克利案件後，美國法上認為這是「由被告來盡說服責任」，接近三分之二的州規定被告要負擔提出證據責任，且說服責任需達到過半心證（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讓陪審團有「相信被告行為時精神異常的心證程度要超過51％」的程度，才能成立精神異常抗辯。聯邦和其他州更為嚴格，被告主張自己精神異常的說服責任，必須高到清楚明確（clear and convincing） －讓陪審團相信被告行為時有精神異常要達到75％ 以上。另外也有少數州如猶他、蒙大拿州，根本直接廢除心神喪失精神異常抗辯這個概念，直接讓行為人在主觀要件成立與否時，提出「因為精神異常而無認知能力、不構成故意」的抗辯，我個人其實也傾向這個作法，事實上，這個作法還受到精神醫學會的支持。

「欠缺辨識能力」定義不清

第三、反觀我國的立法，我國刑法第19條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2005年時修法的立法理由是這樣說的：「原條文第一項「心神喪失」與第二項「精神耗弱」之用語，學說及實務見解，均認其等同於「無責任能力」與「限制責任能力」之概念。行為人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辨識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例如，重度智障者。對於殺人行為完全無法明瞭或難以明瞭其係法所禁止；行為人依其辨識違法而行為之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例如，患有被害妄想症之行為人，雖知殺人為法所不許，但因被害妄想，而無法控制或難以控制而殺害被害人。爰仿德國立法例，將原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予以修正。」

問題在於：「欠缺辨識能力與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到底是在講什麼？實務上的判決，依照立法理由，欠缺辨識能力定義為認知能力的欠缺，把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定義為控制能力的欠缺。姑且不論一般人看這個條文是否能得到這個理解（我個人是完全不能，控制力就是控制力，為何叫做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辨識能力完全沒有定義，到底是辨識行為事物的本質呢？還是辨識行為的違法性、也就是行為的對與錯？都說台灣是成文法國家，事實上我們法條粗疏的程度真是世界首屈一指。這麼重要的條文，辨識能力的定義竟然講不清，控制能力要包括在心神喪失內，也無法就文義上一目了然。果然如立法理由所說，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叫做「控制力」，那怎樣叫做「無法控制」？美國法上之所以多州和聯邦廢除欠缺控制力可構成心神喪失無罪，主因就是「完全無控制力所以無責任能力」這件事情難有一刀切的標準。
 

台灣過往的實務判決，不乏將辨識能力做狹義的解釋者：例如在北一女門口對北一女學生潑灑硫酸、導致20餘名學生毀容受傷的何美能案，法院對於何的行為，最後認為「潑硫酸時知道拿杓子帶工具保護自己不受傷」「具備辨識、認知能力」，判處有罪。同樣，殺害小燈泡的王景玉案，雖然王景玉被認為有精神疾病思覺失調，行為時認為被害人就是他要找的「可以傳宗接代的四川女子」，一樣被法院認為其買刀、帶刀上街、行兇，均是具有辨識能力，只不過辨識能力下降，因此判處有罪、無期徒刑。

鄭再由案與王景玉案判準明顯有異
 

如果用同一個標準來看鐵路殺警案，判決提及行為人鄭再由因幻覺而認為政府要迫害他，因此逃到火車上，但是帶著刀刺警時，是否有欠缺辨識能力的情況？這裡的判準和王景玉案與何美能案明顯有差異。如果我們僅要求行為人認知行為和事物的本質，鄭再由案件雖有妄想，但他是清楚認知到自己在殺人、也知道對方是警察，要叫他在嘉義下車但他不要，只是因為覺得警察是國家來迫害他的，他必須要保護自己。這其實是「認知行為是非對錯能力的欠缺」，而不是「認知行為事物本質能力的欠缺」，我們究竟要如何解釋19條，法律實務上、甚至立法文字上，應該要有更清楚的定義。

鄭再由案裡，主嫌其實是「認知行為是非對錯能力的欠缺」，而不是「認知行為事物本質能力的欠缺」。（攝影：蔣銀珊）

最後，我想談一下交保和強制治療的議題。依據我國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條，法院對於應附監護、禁戒、強制治療必要之人，認為有緊急處分之必要，得於判決前，先以裁定宣告保安處分。本件行為人行兇後有被羈押，所以偵查中檢察官沒有聲請宣告保安處分的必要，但是法院一旦宣判因精神障礙而無罪，依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本來的羈押就會撤銷，既然都已經知道被告精神疾病嚴重，法院應該做的、是在判決前先宣告保安處分裁定，讓檢察官判決後馬上可以執行，就程序上才不會有脫漏，造成社會驚恐。此外，依據我國刑法87條之規定，行為人因為第19條第一項、有精神疾病而不罰（也就是無罪）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以五年為上限，這是法律沒有與時俱進。如果一個精神疾病者需要隔離治療，到底需要多久時間、需要經過怎麼樣的程序認定，是否應建立司法精神醫院專治收容病患等，一概欠缺。
 

簡言之，我國實體法和程序法，針對精神疾病導致的犯罪，還有需多法制上、醫療上的缺漏，包括一、刑法19條辨別能力與控制力的定義、二、精神疾病阻卻責任能力事由的舉證責任、三、精神障礙行為人受審能力的認定、四、強制隔離、監護治療的相關程序、法律、軟硬體設施的建立。李警員的案件是不幸的悲劇，如果我們還不能從中得到教訓，真的是很對不起警察同仁與被害家屬。願本文的說明和呼籲，能為法制改革盡一份心力，告慰被害人在天之靈。
 

※請見林志潔 《論美國法上犯罪主觀要件與精神障礙心智缺陷抗辯》  中研院 歐美研究39卷第4期 （2009年12月）
 

※作者為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