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鐵路警察被殺的重大命案，經嘉義地院判處被告男子無罪，並且裁定新台幣50萬元交保，隨後檢方進行抗告，台南高分院發回，嘉義地院也新增了八項的限制條件，但是，檢方仍然還是認為缺乏強制以及即時監控的機制，再行提抗告，台南高分院再度發回，嘉義地院閱卷後展開審理，顯然，短期內，攻防之間的拉扯戲碼，依舊是社會的關注所在，只是，該起殺人命案背後所糾結殺人償命與獵巫社會之間的諸多迷思，更有它值得深究的思辨空間。

誠然，寫著「殺人無罪」的斗大新聞標題，瞬間所引爆出來的社會不滿和集體怨懟，多少是讓該起命案的司法裁定，從有限理性誘發出來更多無謂或失焦的民粹情緒，這除了是無助益於相關議題的理性討論外，也讓像是精神醫學、司法精神醫學抑或是司法精神病院等等有待建構的溝通促進機制，彷彿又退回到我們與惡距離般的千里之遠，職是之故，對於「法－社會」與「社會－法」之間的諸多弔詭，宜有它進行解構與重構之必要，這是因為：

首先，該起附著於特定心理衛生議題的殺人命案，因為被突顯的是係以精神障礙為由，而得以逃避刑事責任，只是，從此一跳躍式、切割性以及結果論來看，顯然是有將複雜問題簡單化、特定化和狹隘化之嫌，如此一來，反而是更加擴大不同行為人、關係人抑或是社會大眾之間的不滿嫌隙，事實上，對於該起個案的針砭議論，還是要回歸到通則式的檢視準則，亦即，「究竟有沒有病？」以及「有沒有罪？」這兩條相互獨立但卻是有所糾葛的命題檢驗，對此，針對「究竟有沒有病？「的命題檢視，主要還是要回歸到精神醫學或司法精神醫學的專業鑑定，此一部分自當是要有它專業自我的社會認可，容或，該項的專業鑑定，還是存在制度臻善的變革空間，但是，對此鑑定團隊或是該名精神科醫師之化約、單一與究責的獵巫心態，誠屬是一項不智之舉。

其次，關涉到「是否有沒有罪？」此一命題而來的延伸性討論，將會是視其精神狀態而來的發病情況及其相與對應的辨識能力、控制能力、行為能力以及責任能力的司法裁定，此一標舉自由心證的認知、認定範疇，多少也預伏諸如法官職權模式、專業司法裁定抑或是審判制度的結構性限制議題，但是，將「究竟有沒有病？」的這一碼及其「有沒有罪？」的另外一碼，交互混同於裁定結果的單一或最初歸因，這除了是讓議題有所偏離或失焦外，更是忽略了檢調這一造以進行多重把關的制衡機制設計。

連帶地，也讓「法－社會」與「社會－法的相互錯置，成為了司法端以及民間端之於各自我執本位，進而形成一團模糊的社會迷亂現象構成要件和罪責明確性，畢竟，「法－社會」強調的是正當程序、罪刑法定原則（no penalty without a law）以及構成要件和罪責明確性，但是，扣緊從「有病」到「發病」以迄於從「生病」到「用藥」之間的生理變化，這已然不是最後一道把關防線的法律（law）所可以一手托天的，至於，從判處無罪交保到相關限制條件以迄於就診服藥到回歸於主流社會，更是讓急於完備程序正義的「法－社會」，斷然忽略了民德（mores）與民俗（foleways）之於「社會－法」的必要性銜接，換言之，即使是順利走完專業鑑定與司法裁定的法內程序，相與衍生之法外情理的社會性不安及其錯亂的集體認知基模，點明出來：台灣一地公民社會與文明的距離，又豈止於單純的「獵巫」一詞可以了得？

總之，「我們與惡的距離」這已然不單單是個別、單一或特定的事件範疇，而是一種糾結於從專業鑑定到專業裁定；從精神醫學到社會病理；從公民社會到獵巫社會；從償命到廢死；從樣態、病態到變態；從強制治療到社會安全網；從解套對策到配套措施以迄於從規範思考到工具操作的「與惡潘朵拉盒子」，遺憾的是，這個社會總是少了理性對話思辨的「圖像」，多了卻是理盲與濫情的「想像」。

※作者為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