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將在兩會釋放出的信號

「兩會」指是中國通常同期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會議」，即將於5月21日與5月22日召開。前者是代表中國的最高立法機關，地位約等同於我國的立法院，其最高首長為常務委員長，相當於我國的立法院長，現為中央政治局排名第三的栗戰書，他在33歲時任無極縣委書記與習近平相識(一說是在石家莊時便認識)，是少數與習同步起家的班底。有別於前任圖謀不軌的江派人馬令計劃，是真正能履行習近平意志者。

後者簡稱「政協」，名義上源於國共內戰時期的「雙十協定」，由當時的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共商國事，中共在形式上繼承，作為管理「民主黨派」意見之用。現由汪洋出任政協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排行第四，他是屬於中共元老萬里的系統，而萬里又是習仲勛的故友，因此獲得習近平的重用。有別於同於前任同為太子黨的俞正聲，是真正能以上下關係執行習近平命令者。「兩會」的主事者皆由習所深信者主導，且無往上升的名份，過程與各小組的討論應能充分傳達習的期許。

然而，此次兩會期間遭逢「中美貿易戰」和「新冠肺炎」的衝擊，而大國關係的壓力更使得國際戰略環境看似雪上加霜；經濟上又因為多數地區的封城和國境封鎖，又無法拿出亮眼的經濟成績。此時的習近平在政治上需要有打倒薄熙來和徐才厚時的勝者之姿，對外事務方面也需要「一帶一路」在2018年之前呈現的「萬邦來朝」盛況。習近平在穩定權力結構的同時，也是展現應對當前國內外變局的能力。

習近平「藉疫使力」穩住權力

「新冠肺炎」爆發初期，習近平確實受到包括幹部子弟圈的批評和壓力，除了任志強，也包括遠離中南海的陳平等人。然而，疫情對個人生命安全的影響極為迅速，只有穩拿資源的群體才能獲得最快與最佳的應對方案；再者，政權的穩定是包括團派在內的黨內各派人馬共同的利益。胡錦濤以「裸退」幫助習近平在上任之初得以穩固權力，原先回報胡海峰的升職計劃雖然被疫情打亂節奏，但是也未有團派的不滿聲音。

另一方面，政法系統的掃蕩也如期進行，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與前政法委孟建柱陸續倒台。前後兩事所呈現的是習的權力未受疫情波擊，甚至還能以孟建柱祭旗，雖然級別不如薄徐兩人，但也是副國級別的高度。額外一提，習近平雖然打倒許多政敵，但卻無直接剝奪生命的事例。

強化「治理現代化」控制中下級單位

由於雷厲風行的反貪腐與打倒江派的動作，使得這幾年中國的中下級單位以較保守的處世或是「懶政」來規避可能的風險。另一方面，因家人親友被牽連者因而心有不滿者，則是以超前指示的作為讓上級難堪。由於在2021年「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時間表上需要有初步成績，從2019年下半年以來於人民日報等黨媒上提出法治與改革的討論，2020年更在「數字政府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層面提出討論，便是進一步從法律和科技做為途徑強化對中下級單位的控制。而此次疫情更被視為檢視各級幹部「治理能力」的多方考驗，「兩會」期間也將進一步檢討成效和提出更周密的方針。

反思對外事務搶分過當

由於新冠肺炎導致歐美主要國家忙於處理國內的緊急狀態，美國軍方在亞太地區的戰力也受到實際影響，羅斯福號航母在內等多艘船艦回到母港調整，四月中旬時在太平洋地區甚至無航母值勤。疫情期間「天下大亂」的機遇，讓中國從公共宣傳、周邊海域、以及人道援助等各層面得以有較大的行動自由，然而過度表現自我的辭令，未能適時顯露柔軟的態度使得「銳實力」和「軟實力」的展現並不如預期。

面對接踵而來的「大求償」國際聲浪，中國內部已有理性的反思聲音，包括資深外交官和前軍方理論家喬良少將等都提出避免在此一時間點挑戰大國或謀求改變國際體系，潛在的權力轉移風險可望因此降低。特別是為應對美國為維護現有國際秩序所採取的強硬作為，兩會結束後應會有較柔軟的策略去避免陷入「修習底得陷阱」。

避免與美國陷入文明與秩序之爭

美國現有的國力即使在疫情中雖有短期影響，但未有快速下降的情況，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浪潮中的全球治理與國際秩序問題卻在此次疫情中更為凸顯，雖然大國能夠有較大的能力獨立解決問題，但是沒有單一大國可以獨立處理複雜的各種全球性問題，國家作為國際關係行為者的重要性更為明確，但在多邊機制的不足的情況下，使得各國陷入孤立，無法法適時地處理危機，造成治理成本與不可控的風險增加。

國際體系方面，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會認同中國佔據西方秩序的領導地位，當前的中國也無足夠的能力挑戰此一地位；而短期間內西方國家也不會心悅誠服地承認中國的天下秩序，即使在亞非拉地區初具成果，仍以西方思維的「新殖民主義」視之，中國的抗疫成績與國際人道援助並未受到肯定，由於不同於西方自由主義的思維，更凸顯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文明與文化對立持續呈現螺旋上升。

即使中美現況難解，中國方面包括國安部所屬的國際關係學院的多項期刊中的討論認為，中美之間仍是合作的需要多於競爭，這樣的聲音並未被現況的東西方較勁給掩蓋。而學者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在2019年中國的訪問中也注意到中國歷史上宋遼關係的巧妙，提出「競爭性夥伴關係」的理論，他從中國歷史上宋遼之間维持这种竞争伙伴关系需要管理反复出现的危机進行了討論，中美之間是不是能在經貿互動的結構中發展出這種跳脫「修習底得陷阱」的創舉。由於中美雙方在最強硬的意見碰撞中仍各自在持續探討中美關係現況的出路，這樣的訊號應有望於兩會期間化為具體的正面討論。

雖然中國謀求迴避中美直接衝突，但會仍持續對扈從美國的國家和地區採取作為，特別是在美國定義的印太地區的地緣前沿持續動作，不直接以美國為對手，而以各種取巧的手段壓制扈從美國的國家，從中南半島的水資源、南海地區的行政區設置，以及各種數位經濟、新媒體與文化工業和資通訊科技的應用都將持續深化進入到相關國家與地區，並且受到政策與法律的鼓勵。一個具體的案例是中國近年來大量收購日本的動漫小說與遊戲版權，並且反向出口至日韓台與東南亞等以往的日本故有市場，而不只是提供數位匯流平台的層次，意圖將逐次沖淡美國的文化影響力。

後發制人　強勢回應520總統談話

此次兩會最巧妙之處在於時間點碰巧是在我國520總統談話公佈之後。中方大體上雖已有各種腹案，但有別於以往「看答案卷」的心態，中方已認定我國當前「以疫謀獨」的意圖，將有可能在ECFA等所謂的「讓利」的議題上畫出界線，以數種條件組合可能中止的情境。再者在「反分裂法」提出後，並未出台執行細則，2018年時雖有風聲，但最後未果，今年則有可能再「反分裂法」細則和他法律層次上做出較具體的作為。第三，陸客和陸生的議題也會更為具體化，相應的來台門檻有所提升，但不至於進入戰爭前的「準清場狀態」。第四，加大對我國實質的國際經貿影響，各種可能的惡性併購將作為政策，「窮台」有可能升級至以明文政策的國家資本於國際市場打擊我國業者的階段，甚至是聯合「一帶一路國家」打擊我國業者，讓我國的業者必需做出選擇，特別是高科技與戰略性產業，至少在中共21大之前，難過兩岸萬重山。

※作者現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台灣絲路文化協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