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宜蘭縣府開辦高達176公頃的「農地重劃」，數百位地主收到公文參加縣府的重劃說明會，正當地主們交頭接耳不知所措時，康保瑜站起來炮聲隆隆，她還串連了幾位農友起來連番反對，結果，農地重劃案便暫緩了。

康保瑜嚴肅地說，「農民們難以抵擋，農地重劃後地價必然上漲的心理誘惑。」

「雪隧通車後，土地利益帶來太多的衝擊，真正讓宜蘭人享用的永續發展，就是守護住現有的好山好水。」

每一次頭城有什麼開發案的公聽會，只要康保瑜排得出空檔就會參加，無懼於人人圍攻，「釘子戶」，就是康保瑜的人生路。

康保瑜大學時就讀於東海政治系，省議員游錫堃是她的同班同學，因為這層因緣，畢業後，康保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游錫堃的宜蘭服務處助理，一腳踏入反對運動。

丟黨職狀告「義雄伯」　勝訴後斷離政壇

在狂飆的20世紀80、90年代裡，康保瑜當過記者、為陳定南助選，在反對運動的各個位置上漂流。就在2000年總統選舉前，台北市黨部卻不當解雇她，康保瑜一狀將市黨部告進衙門，市黨部的代理人，正是從小看著康保瑜長大的，時任黨主席林義雄。

林義雄在921地震的隔天打電話打電話給康保瑜，我問康保瑜，林義雄是來問官司的嗎？康保瑜搖搖頭，垂下眼睛，小聲地說：「他來問我，家人是不是都好。」

官司訴訟中，宜蘭鄉親來問她，「唉哟，保瑜，妳係袂安作啦。」

康保瑜默默聽著，久久無法回答。

「如果這種事情我都可以當作沒有看到……。」康保瑜喃喃地說，事隔多年，對她來說，是非還是清楚的。

雖然官司勝訴了，可是她也無法再與過去的戰友們一同作戰了，康保瑜一個人跑去花蓮部落國中教書，想要尋找新的人生方向，「在教室裡教書，可以看到猴子。」她微笑。

花蓮、台東待了一段時間，「我沒有結婚，沒有小孩，家人沒辦法看著我一個人在那裡晃，所以家人希望我找一件事情做。」在母親的經濟支援下，她去念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研究所，「想說以後可以做一些與自然有關的工作。」

研究所畢業後，康保瑜短暫地在台北的基金會工作過，但是終於還是格格不入，再度回到故鄉。

那時候，和平老街的房子已被拆去大半，家族被迫分散各地，康保瑜寄居親戚的礁溪套房，每天傍晚帶著一顆便當一條白狗，騎摩托車回頭城，看海吹風吃便當。

未婚無業不能沒家　40歲重塑宜蘭故居

40幾歲了，沒有結婚、沒有小孩、沒有工作，也沒有家。

「國家、國家，家都四分五裂了，怎麼建國？」她想著。

2008年，康保瑜開始動手重建那剩餘十幾坪的殘屋，隨著她投入老街的再生，「康灩泉故居」整修完成，母親回到頭城故居生活，一家人慢慢重新聚集起來。

她的老家陳設簡單，最引人注意的，還是掛滿了整牆書法。康保瑜的母親端坐在廳內，見到有客人來，抬頭對我們微笑。她今年85歲了，是頭城老街興衰的真正見證者，老屋拆遷時她曾經搬走過，如今在女兒的牽引下，又回到了這裡。

穿過客廳，是個擺滿盆栽的小小中庭，過去曾經直通隔壁馬路，那是過去十三行倉庫相連的遺跡，現在被磚牆團團圍著。我抬頭往上望，四周都是改建的水泥房子、鐵皮屋頂，這塊小小的綠意簡直像是浮在灰暗海面上的寶石。

這些年來，康保瑜一直在這裡，牢牢地釘著不走，深怕自己一走，這顆小寶石就要被海水淹沒了。

在人世間做一顆釘子談何容易，我問她，這些年在做什麼呢？

康保瑜轉過身，看著我的眼睛微笑道：

「我只是，在做一些能夠安慰自己的事情罷了。」（回顧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