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弱即強大──李文足的尋夫之路​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摩太後書 4:7

2020年四月二十七日7點51分，「七〇九事件」最後一人王全璋終於回家和妻兒團聚，為了這一刻，李文足奔走、呼號了將近五年。對其他家庭來說，享受與家人團聚的天倫之樂是稀鬆平常之事，對李文足一家來說確是千辛萬苦、來之不易。結婚十一年，分離五年，一路走來，滄海桑田，受難者蛻變為行動者，靦腆的家庭主婦變成「持劍的美人魚」，很難找到比這更感人的愛情故事。

李文足的推特貼文

對抗爭者的觀察中，過去的目光通常放在衝鋒陷陣的男性身上，天安門母親以來，其他性別的受難者也逐漸受到重視，「七〇九事件」不只改變了人權律師的沉浮起落，也關係到背後家屬的生命軌跡。

原本是景區導遊的李文足在和王全璋結婚生子後專心當起了全職太太，和其他家庭主婦一樣喜歡上網、購物、買衣，很少關注外部世界。2013年四月，王全璋為朱亞年作無罪辯護時，因庭上遞交材料時用手機拍照備查，手機被當庭沒收，人也被拽出法庭拘押，心急如焚的李文足開通微博關注此事，添加了同道律師和公民朋友後，她才知道原來中國社會這麼黑暗，丈夫所從事的工作如此危險。

此後情勢步步滑坡，2014年「建三江事件」中，王全璋被打得得了腦震蕩；2015年七月，在對人權律師專項抓捕行動中，王全璋被北京警方以「尋釁滋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兩罪帶走，遭到「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之後的小半年，李文足幾乎每日以淚洗面，獨自面對著生活節奏的扭轉。丈夫被帶走之後，她和丈夫原來的同事與助手交談，才知道人權律師的道路艱辛險阻，丈夫為追求公義受過太多的苦，一次他曾因為在法庭上堅持發言，惹怒法警，法警威脅說一句話就扇他一耳光，最後庭審結束王權璋居然被扇了一百多個耳光，這些加深了李文足對丈夫事業的認識，危險和不安之外亦有感動與光榮。

和一般案件不同的是，中國當局對「危害國家安全」類案件，如同敵我矛盾般調動一切可能的資源全盤壓制，只有「國家本位」，缺失「權利本位」，包括違反程序和非人化，如不準許律師會見，家屬聘請的律師們紛紛遭遇解聘；全程閉門審理，開庭當日家屬無法出庭乃至出門；從逮捕到入獄，期間形形色色的「軟暴力」和「硬暴力」；超期羈押，既不審判又不放人；家屬查詢案件進展百般阻撓，法警背過身去阻攔家屬入內，檢察院職員裝聾作啞，有的得知她們的身分後就關上了接待窗口，投訴也從來沒有收過回覆。

還有擴大化與污名化，整個「七〇九事件」當中，儘管人權律師的家屬並沒有足以構成逮捕罪名的行動，她們卻也被定義為另一種政治犯，面臨體制對「國家敵人」的種種壓制與刁難（如劉曉波案對劉霞而言，「愛劉曉波就是重罪，就是無期徒刑」）。國家力量的末梢不斷運作和衍化，便衣警察不時如鬼魅辦的跟蹤，對兒子泉泉入學的種種刁難，鄰居高聲叫罵她是「吃裡爬外」的賣國賊，國家的政治風暴使得家庭深受波及，當丈夫在「小監獄」服刑之時，李文足何嘗不是在「大監獄」服刑？

王全璋自2015年七月被帶走，直到2019年六月，李文足才在丈夫服刑的山東臨沂監獄首次獲准探望，這四年，李文足往來跋涉京津兩地法院詢問與投訴多達二十八次，透過律師傳言推斷出丈夫「還活著」成為這四年唯一的「喜訊」。李文足自2016年一月收到丈夫的逮捕通知書後，面對國家暴力，她沒有繼續消沉、坐以待斃，而是「離開梳妝打流氓」，她和其他「七〇九」家屬一道透過社群傳播和國際游說愚公移山似的推進案件。

紀錄片：《柔弱即強大》

2016年六月，警方第二次偵查延長期屆滿前兩天，李文足去天津檢察院追問丈夫的下落和案件的進度，一如既往的被阻攔後準備寫下「要求會見王全璋」的標語，找不到筆只好變通使用口紅代替，在信訪中心門前舉紙拍照上傳；五天後，李文足和其他「七〇九」家屬一人捧著一個紅色大塑膠水桶，桶身用白色膠帶貼出字樣「全璋，相信你」，她們鮮紅的衣服捧著紅色水桶露出得意笑容的照片上傳到推特，馬上引起比平時還多的轉發，相片甫一發出，警察便將她們強制傳喚。在派出所裏面，一個員警告訴她紅桶是「作案工具」要沒收，李文足當時就笑噴了，足足笑了十多分鐘。

長笑背後也包含對荒誕現實的深深無奈，非常的時代迫使「七〇九」家屬用行為藝術的方式抗議胡作非為的公權力，她們將抗議行動藝術化，以創意回敬敵意，並第一時間在推特上展示維權路上圍追堵截的真實狀況，提高維權傳播力，這也是黑暗如鐵的時代，無權力者自我保存唯一方式；此外，李文足尋夫不是如訪民下跪抗議般低姿態的哀求而是堅定而理直氣壯的平等訴求，將抗爭融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種維權風格其實也是丈夫死磕精神的延續。

五年來最為驚心動魄的一刻發生在2018年的四月，丈夫失蹤一千天之際，李文足徒步赴天津法院千里尋夫，在第六天時被「警總」強行送回，軟禁在北京的家中，李文足透過推特發出了她被圍困在家的消息，聽到消息的朋友前去探望，竟在門下被「警總」和便衣爪牙攔截、推搡和毆打，如此情勢，迫使平日靦腆的李文足爬上陽臺上憤怒地吶喊：「無賴！你們在幹什麼呢？！老娘的老公是律師，平時就是替普通老百姓打官司的，現在被抓了一千多天了，三年來，我天天在替我老公呼籲，我老公就是個好人，朋友來看我怎麼了？！你們就是一群走狗，知道嗎？！」

「七〇九」改變了李文足，讓她從政治冷漠的弱女子成長為勇於和國家暴力交手的巾幗英雄，正是對丈夫的愛讓李文足和其他「七〇九」家屬跳出受難的遺緒，以樂觀的態度與抗爭的勇氣，奔走在丈夫曾走過的路上。「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在《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如是評價「三一八」慘案裏互相救助、殞身不恤的劉和珍、張靜淑和楊德群，我想，這一評價同樣適用於李文足和其他「七〇九」家屬。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