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讓反歐盟派的聲浪更大。(湯森路透)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台灣似乎逐漸消聲匿跡,但對全球來說或許還在整齣劇的開頭。病毒帶來的負面影響無法一一數盡,但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具有大幅影響力的反歐盟派,可能藉著這次的疫情危機再次大張旗鼓,宣揚去全球化(deglobalisation)、保護本國經濟和嚴格控管邊界等主張。
在肺炎出現前,歐洲就已經開始「向右傾」,右翼勢力在各國成長壯大,部分人民支持去全球化,或是把整個產業鏈遷回母國,而這與兩個政治事件有關: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保護主義威脅著國際供應鏈,還有英國脫歐。
《衛報》(The Guardian)指出,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薪資差距逐漸縮小,產業外移的優勢不再。這次疫情過後,藥物、醫療設備甚至是汽車重要零件的供應鏈都是新問題,加上中國公司的可信程度令人擔憂,都促使歐洲國家將這些領域的生產移回境內。
疫情爆發,各國領導者不得不想方設法解決本國問題,歐盟機構對成員國的影響力變得更加薄弱。
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這次的危機難以整合27個會員國,讓大家同心協力對抗疫情。原因不僅是公衛、財政政策是以國家個體層面來制定,也包括人民期待的是國家領導人出面解決,而非歐盟這個大型組織。
自從2015年大量難民湧入歐洲後,歐洲就開始嚴格管制申根區的對外邊界,部分申根國也仍在邊界實施檢查措施。
為了阻止病毒擴散,歐洲申根國家3月起禁止非必要旅客前往。
在接下來的日子,政府必須一邊控制疫情,同時謹慎放寬管制。對歐洲國家來說,他們恐怕是不歡迎國內疫情仍在肆虐的旅客前往境內;對某些政治人物而言,最好讓難民等非常規移民(irregular migrant)無法在當地順利生活。
這場大流行病也可能讓反對派更反對解決氣候變遷問題的政策,像是右派的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德國另類選擇黨(AfD)、英國獨立黨,以及法國的黃背心運動(gilets jaunes),都對綠色政策抱持敵意態度。
許多選民的生活水準因為這場全球危機直線下跌,他們絕不會希望工作機會和收入因環境政策再蒙受重擊。歐洲領導人堅持減少碳排放的決心固然不容抹煞,但經濟蕭條卻不容許他們大刀闊斧地執行計畫,來自各界要求他們修改推出政策時程的壓力也會繼續愈來愈大。
多年來,東西之爭讓匈牙利、波蘭和其他中歐國家跟歐盟其他國有不少齟齬。東邊的國家不願再接收更多難民,也傾向繼續使用煤炭等能源,這些都和另一邊國家的觀念不合,更別說波蘭和匈牙利國內普遍存在司法不公或是缺乏多元媒體的情況。
新冠肺炎讓這個分歧更加嚴重。由於南歐國家是這次疫情的重災區,中歐國家擔心歐盟的預算會拿去復興那裡的經濟,因而少了重要資金來源。
除此之外,許多國家因為肺炎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然而匈牙利國會先前賦予政府緊急權力時,並沒有設定終止日期,被批評是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án)想藉機擴權。
歐盟除了東西邊國家觀念不對盤,就連南北關係也不甚良好。
從歐債危機之後,以德國和荷蘭為首的歐洲北部國家,就不大願意再向南方國家給予財務上的實質幫助。然而這次受疫情重挫的國家主要集中在南方,包括義大利和西班牙。該地區的經濟因為交通和觀光停擺,讓原本就負債累累的他們根本是雪上加霜。
《衛報》報導,重災區國家希望歐盟以類似歐元債券(eurobond)的形式,由歐盟全體出錢,然後撥款給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國家。儘管歐盟多國認為有必要推出規模數千億歐元的振興經濟方案,但各國在細節部分仍意見分歧,尤其針對紓困資金的來源。
此外,即使南方國家已經債台高築,歐盟的北方國家偏好用貸款的方式提供援助,反對大規模撥款給南方國家。這番僵局卻也讓民粹主義者有機可趁,例如義大利副總理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便鼓吹義大利離開歐盟。
《衛報》評論,歐洲一旦讓自己身陷封閉經濟,將嚴重傷害全球化經濟帶來的好處,而且一旦疫情獲得控制,申根區關閉邊界等措施也形同毫無意義。報導認為,當歐盟遇到像這樣的跨國危機和挑戰時,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機構來做出決策。
《衛報》也強調歐盟領導人在對抗氣候變遷方面不應鬆懈,東西兩方的國家關係不和確實需要警惕,但不能透過容忍不尊重法治的行為來解決。至於南北債務和債權國家的分歧,歐洲央行(ECB)或許能想出方法讓義大利等其他南方國家續留在歐元區。
不過政治上未解決的歧異可能讓反歐盟情緒高漲,甚至出現離開歐盟或歐元區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