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改，不可改，改不成！」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查良鏞在一九九九年於《大公報》撰寫有關基本法的文章，文題如上。現在看來，令人倍感可笑。

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的信心何在

「中國計劃在香港實施新的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消息在5月21日得到北京官方確認後，明顯為香港社會帶來強烈的震蕩。除了搜尋「移民」的人次急增，購買虛擬私人網絡（VPN）和港股走勢亦成為熱門話題。香港會否正式步入一國一制？雖然今屆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尚未正式結束，但陰霾顯然已籠罩在東方之珠上空。

稍有理性的人必然會思考以下一個問題：疫情之下，重創中國經濟和國際聲譽之際，20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外國公司問責法》（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來監管在美國上市的公司（還有待眾議院通過及總統簽署才會正式成為美國法律），中資公司在華爾街的股價立時急挫、台積電風波等衝擊接踵而來，是甚麼因素令中國仍有如此信心，撥開「一國兩制」這塊遮醜布？筆者倒以為近現代日本史能給予一些啟迪，讓我們了解一下現在「中國夢」下的「大國」心態。

日本著名思想家鶴見俊輔（1922-2015）在著作《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年》論到日本戰敗的遠因，就在日俄戰爭時正值盛年的政客和軍人缺乏了明治年代的自知之明與謙虛。他續說，這種狀態使他們在二戰前錯判自己與假想敵國在軍力和經濟上的差距，除了一直提供錯誤資訊予國民，亦陷入自我欺騙的境地。不知量力的「戰狼」外交，成為日本敗北的伏筆。

另一個值得借鑒的歷史發生在戰後。眾所週知，上世紀後葉，美日就貿易議題往往針鋒相對。在這種處境下，不難明白日本鷹派人士對華府的不滿。但正如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 1882-1945）在珍珠港事件前苦無令全國上下「槍口一致」的機遇，魯莽的對家鷹派總是無意送上「大禮」。一九八九年，鷹派的政客石原慎太郎（1932-）與時任SONY社長盛田昭夫合著了一本書《日本可以說不》（「NO」と言える日本），成為了壓倒自己的最後一根稻草。

要知道，美國內部關於國防和貿易的不同部門，對日本的態度本來並非鐵板一塊，然而這本小書卻即時被五角大樓秘密研究部門相中，其非法譯本在華府圈內迅速流傳（後來有正式的英譯本出版）。時任哈佛大學經濟學者Larry Summers在《紐約時報》撰文回應石原：「我想，你對美國的抨擊已讓美國認為應該採取新的對日政策了，沒有任何美國人能做到這一點。」 註更多Ryuzo Sato,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Eagle: The Future of U.S.-Japan Rel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 p.57.如此看來，希冀為自己國家吐氣揚眉的石原，可能弄巧反拙，為日本衰退投下了最關鍵的炸彈。那時華府的對日鷹派，心情想必如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 1874-1965）得知日本攻擊珍珠港時的反應。

作為一個賭徒的中國

如果在明治維新後才開始有「大國意識」的日本尚且如此，何況自命「天朝」並想重建朝貢制度的中國大陸政權？一九九六年，中國有些鷹派作家借走了石原和盛田的書名，寫了本《中國可以說不》。不過當時中國經濟還不及日本，且採取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政策，時任的柯林頓總統又與中國關係亦見好轉，自然不會引起華府強烈反彈。但今時不同往日。現在並非上世紀九十年代。前蘇聯已解體、日本在經濟上已難為美國敵手。加上美國早在歐巴馬時代已開始思考重回亞洲，川普更想在中東「抽身」，現在是世界第二經濟體的中國成為了美國頭號的敵人。

中國鷹派在這幾年的「新時代」吸收了充足的養份茁壯成長，使他們以為自己有能力與美國角力，甚至高喊「中國人吃草也能活一年，你們美國人可以嗎」等玉碎式的「高言大志」。這種心態使他們成為了一個自信滿滿的賭徒。正當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部置重整生產鏈和亞洲戰略之際，中國卻在疫情橫行國際時大玩「戰狼外交」，到現在更把自己重要的貿易城市押上。

中國的鷹派可能覺得自己已強大到不需要一個制度與自己不一的香港（有趣的是這個想法在文革時已有），亦可能他們覺得可以複製後六四的經驗，認為西方最終會因為利益與自己言好。當然，國際關係變化萬千。大選在即的美國，其對華鷹派現在雖然顯赫，但不能無視鴿派的勢力。歐美關係在川普年代有所動搖，對華政策未必能同聲同氣。倚靠中國來制衡美國的俄羅斯亦有自己的盤算。香港以及它的主權國之命運會如何，仍是未知之數。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香港《時代論壇》觀點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