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丘吉爾的二戰回憶錄，十分感慨。二戰前期，爲了英國能夠在獨自抵抗納粹德國的戰爭中支撐下去，丘吉爾極盡全力拉住美國，同時堅決主張英國必須援助蘇聯，讓蘇聯能夠在東方戰場牽制住納粹的陸軍主力。在英國財政已經無法提供硬通貨購買美國軍火的危急時刻，丘吉爾用幾天時間寫了一封信給羅斯福痛陳利害，促使羅斯福説服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即美國把軍火先借給盟國，以後再還錢。

後來，以英美爲首的同盟國贏得了戰爭。再以後，世界進入冷戰時代。接下來，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那麽，租借法案的交易呢？以後還了嗎？英國現任首相強生在講述有關丘吉爾的書裏提及，2006年12月31日，英國財政大臣將租借法案還款的最後一張8330萬美元的支票，連同一封感謝信交給了美國政府，至此還清了這筆債。

這兩個國家恪守契約，實踐承諾，在這件事上表現得淋漓盡致。親兄弟明算賬，說了話，簽了字，是要算數的。這叫守約。

1984年6月22日，鄧小平在談到香港未來的時候對英國說：「對香港的政策50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 英國人顯然是相信了泱泱大國之堂堂最高領導人的承諾。兩國幾經周折后按照鄧小平「宜粗不宜細」的原則，簽下了中英聯合聲明。

作爲西藏現代史研究者，重讀中英簽下聯合聲明這段歷史，彷佛看到當年鄧小平一手操辦逼迫西藏政府簽下的「十七條協議」。

鄧小平的三步曲

幾年前我在香港《爭鳴》雜志發表過《今日香港，當年西藏》一文，從香港回歸后的變化，看到了「西藏式」的演變路徑。演變的設計者都是鄧小平，也都是三步曲。

第一步，承諾。鄧小平的承諾是「不變」二字，什麽也不會改變。解放軍進入西藏，西藏的政治制度不變，達賴喇嘛地位不變，寺院和貴族莊園不變，藏軍不變。將來如果改革，也是藏人自己想要改革的時候才會改。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政府在北京簽訂《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同樣，香港回歸後，經濟體制不變，貿易不變，政府結構和功能不變，司法制度不變，警隊不變，新聞出版自由和學術體制不變，所謂「一國兩制」，形象的説法叫做「舞照跳、馬照跑、股照炒」。鄧小平親口承諾50年不變，「我們說這個話是算數的。」

一開始確實是這樣。解放軍進入西藏后最初幾年主要工作是統戰，結交貴族和喇嘛，到處送禮佈施，收集全國銀元送進西藏，銀元不夠時甚至令鑄幣厰新鑄袁大頭以滿足西藏貴族。解放軍下鄉見到小孩就分發糖果，個個和藹可親。

香港回歸后，不僅一切都不變，中央務必令香港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我有一個朋友在九七前和很多香港人一樣移民加拿大，幾年後太太堅持要返回香港，寧可離婚後帶著孩子離開了加拿大。這樣的港人也不在少數。

第二步，滲透。解放軍進入西藏，隨軍帶進了一套協議上沒有注明的共產黨權力機構——西藏工委，統攬黨政軍大權。他們廣交各路人馬，擴大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之間的壑隙，建立基層地下黨組織，悄悄發展黨員。工委通過各種統戰策略，滲透到西藏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内部，在西藏政府的最高層，也有了工委「自己的人」。

同樣，香港回歸后，在不變的表象下，滲透在悄悄地進行。尤其是在我們能夠看得到的大學、學術機構和新聞媒體出版業，香港和大陸日益活躍的交流，看不見的力量在主宰和推動這種交流的趨向。越來越多的大學重要崗位聘用了内地人士。曾經十分繁榮的報紙電臺，不聲不響地被購買被控股。曾幾何時香港的雜誌和二樓書店是内地人瞭解外部信息的便利途徑，後來突然出現了大量此類雜誌參與競爭，原有的雜志，包括《爭鳴》，《開放》等難以生存，漸漸退出市場。

中國政府不僅滲透和影響香港的政界、經濟界，針對方方面面的頭面人物展開統戰，更有秘密的情報部門、軍警部門的滲透，有專門部門和人士針對香港黑社會展開籠絡和滲透。香港黑社會，成爲中共留著備用的一支人馬。我絲毫不懷疑，中共從回歸前就開始滲透香港全社會的秘密機構，將來解密的時候會令香港人大吃一驚。

同樣的滲透也在台灣進行著。從1980年代的「骨肉兄弟」到「打斷骨頭聯著筋」都只是幌子。中共利用台灣已有的自由民主體制和規則來實行它計劃周密的滲透和佈局。

第三步，翻臉。中共占領西藏后，到1955年，開始在周邊四省藏區搞土改，誘捕關押各地民衆領袖，收繳武器，加重稅收，激起藏人武裝反抗，中共借此機會調兵遣將，殘酷鎮壓。在遭到達賴喇嘛强烈抗議后，由周恩來、賀龍親自出面安撫達，承諾「西藏六年不改」，同時内部決定「江東堅決改」，而且是「在打的基礎上改」。藏人在拉薩和解放軍形成對峙，毛澤東的反應是，「終於等來了政治上的主動」。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十七條協議」廢除，解放軍在拉薩和整個藏區大開殺戒，抓捕關押大量藏人上層人士，幾十萬藏人死於非命。藏民族的政治、社會結構被全盤摧毀，造成藏人人口令人震驚的減少，導致延續至今的「西藏問題」。

有些天真的海外藏學家認爲，中共入藏有過承諾，如果藏人不暴動，不反抗，就不會有後來的「平叛」和鎮壓，「十七條」就不會廢除。中共秘密文件證明，這種「假如」何其天真。中共給西藏的自治承諾只是一種策略。藏人不反抗，中共會用一切手段逼迫他們反抗。

當年西藏的歷史告訴我們，探究「誰先動手」是沒有意義的。香港「差佬」的行爲突變，不可能沒有中共軍警的插手。（湯森路透）

同樣，中共對香港的忍讓和滲透也是爲了催發「政治上的主動」來推翻承諾，實現對香港的全盤控制和改造。中共對香港采用了各種手段，在滲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開始逼迫香港民衆。銅鑼灣書店就是一個典型。

香港民衆手裏原本只有言論和集會自由這一件工具，保護他們的只有香港的司法獨立這最後的屏障。在銅鑼灣書店事件后推出「送中」修法，香港民衆不可能束手就擒。在東南亞各國各地中，香港民衆教育程度高，文明守法，善良大度。多年來的維園集會，反送中的幾百萬人上街示威，秩序井然為全世界所稱道。香港警隊原是東南亞訓練良好的專業執法力量，「差佬」之親民和守紀，有口皆碑。在這次反送中的反抗中，民衆和警隊關係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當年西藏的歷史告訴我們，探究「誰先動手」是沒有意義的。香港「差佬」的行爲突變，不可能沒有中共軍警的插手。即使香港民衆能做到「打我左臉，送上右臉」，中共也會設法逼迫民衆動手，實在不行就派人冒充民衆動手，因爲他們需要把推翻承諾的責任推給對方。

香港往何處去

中共執政後最惡劣的重大事件，西藏和反右，都是鄧小平一手操作的。鄧小平一生沒有對自己的任何作爲有所反省，從不認錯。他只對毛澤東求過饒，認過錯，但是在求饒認錯的時候就認定自己根本沒有錯。共產黨的殘酷性、頑固性、和迷惑性，鄧小平是一個典範。西方國家認不清這一點，就難免「悔之晚矣」。

今日之香港，中共已經決定不受聯合聲明的束縛，不受一國兩制的限制，不受「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約束了。香港會往何處去？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香港落到今天，一個明顯的原因是全球化時代英國及西方國家對中共認識不透，看不清中共本質，對鄧小平抱有幻想，一廂情願地用字面意義來理解共產黨。香港問題如果還有避免西藏命運的可能性，那就是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成爲國際問題。

如果當初中英談判，鄧小平遇到的不是柴契爾夫人，而是丘吉爾，那會怎樣呢？歷史學家常說，歷史不能假設，歷史學家只是徒勞地呼籲，我們應該從歷史中學得教訓。

丘吉爾在二戰中堅決主張援助蘇聯，但他從未放鬆對共產主義的警惕。在歐洲戰場剛結束時，丘吉爾就設想了一個「不可思議行動」（Operation Unthinkable），要求蒙哥馬利元帥把繳獲的德軍裝備儲存在一定地方，將德軍俘虜組織起來開上前綫，逼迫蘇聯軍隊退出東歐，退囘蘇聯境内。這個行動沒有得到任何人，特別是美國杜魯門總統的支持，因此無疾而終，被埋入了歷史檔案中。這個行動確實是太不可思議了。但是，它證明，丘吉爾對共產主義沒有像其他人那樣抱有幻想。它也讓我們想到，歷史并沒有非一不二的路徑。東德、波蘭、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這些國家的人民在共產主義政權下痛苦掙扎幾十年的命運，並非不可避免的。

※作者為江西南昌人，作家、歷史學家， 1982年獲復旦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1988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獲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當代西藏史。曾在《動向》、《明報月刊》、《開放》等雜志發表過100多篇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