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從最初被馬來西亞「舉雙手贊成」掃開的小島,變成國際上當今重要的經濟大國。(湯森路透)
新加坡這塊島上居住著華人、馬來人和印度人等各族群,而正是悠久移民歷史造就新加坡多族群文化的特色。著名的魚尾獅像坐落於新加坡河畔,象徵著新加坡光輝璀璨的一面。
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馬來西亞「掃地出門」。當時的總理李光耀號召全民奮鬥,促使這個原本面積僅581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發展成當今亞洲國家的經濟模範生。
星國善用自己的地理優勢,將造船修船業、觀光旅遊業和經貿往來等海洋經濟與自身緊緊相扣,而為了追求發展,他們進一步填海造陸,把領土擴大至現在的725平方公里,較1965年多了24%。
「被獨立」的新加坡一路走過來能成功,除了先天環境,還包括決策者的智慧與魄力,大刀闊斧展開各項建設。《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一書中便提到,星國民眾支持李光耀率領人民行動黨擔任「改革前鋒」,讓他們為新加坡帶來安定舒適且政治穩定的生活。
然而正如人無完人,每個國家也必然有其可針砭之處。新加坡的威權統治與媒體審查是個「公開的秘密」,學者或媒體因為「觸怒」政府與之槓上或是索性離開的故事也不在少數。
《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作者培瑞(John Perry)形容,「沒有人比李光耀更把自己和新加坡視為一體」。
的確,新加坡的現代地位與李光耀實在密不可分。
像是李光耀在建國初期便要求學校開始教導英語。因為從馬來西亞獨立後,國家的經濟生存成為第一優先,內需市場不大的新加坡勢必得靠國際貿易鞏固根本,因此他們以英語為政府工作通用語言,務求新加坡與世界成功接軌。
另一方面,為了打造國族認同,新加坡政府知道不可獨尊單一族群的文化,積極強調新加坡是擁有多元種族文化的國家,最終在獨立建國之際,把新加坡面臨的生存危機與經濟挑戰轉化為群體認同。
除了李光耀,他身邊重要的經濟顧問吳慶瑞同樣功不可沒。享有「新加坡經濟發展之父」和「新加坡經濟塑造者」等美譽的吳慶瑞,在眾人「看衰」的時候,利用各種補貼和獎勵,成功爭取到許多跨國公司到裕廊設立工廠,展開新加坡工業化計畫。
到了1965年,新加坡加速發展金融業,批准外國銀行進駐新加坡,讓他們能夠在新加坡運作,促使新加坡成為現今的國際金融中心。
新加坡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畫(PISA)上向來名列前茅,但他們從小背負的就學壓力恐怕也是不惶多讓。
新加坡援人協會(Samaritans of Singapore)的統計指出,自殺是青少年最主要的死因,當中不乏深受課業壓力影響的學生。《南華早報》報導,在2016年5月,一位11歲男孩不敢將考試成績拿給家長看,選擇從17樓往下跳結束生命,因為那是他「第一次」考試考砸了。
家長的求好心切一直是學生的壓力來源。新加坡一位陳姓(Howard Tan)私人家教老師曾在小學任職,他提到他曾看過學生考低於90分,家長便露出相當失望的表情。「身為一個老師,我不可能把學生逼到那樣。」
這位陳姓老師認為,因為家長的「期待」,新加坡的教育體系演變成需要不斷刺激學生往上爬。他還提到他有位年僅8歲的學生一周有11堂補習課,「(這位小孩)她還有時間做別的事嗎?」
新加坡目前的教育制度仍以「分流(streaming)」為主軸,學生在國小畢業後進行「小學離校測驗」(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PSLE),以考試成績決定中學進入哪一個分流班級。不同的班級有不一樣的教材、教學資源和就讀年限。
不過,新加坡議員黃國光(Louis Ng Kok Kwang)2019年發表應該廢除教育分流制度的演說,教育部部長王乙康(Ong Ye Kung)一周後給予回應,宣布新加坡2024年將廢除中學3種分流方式,改以學科分級(subject-based banding,SBB)的方式,讓各學科能力不同的學生能夠在適合自己程度的班級上課。
究竟教育改革能否成功,還有待各界後續觀察。
作者:約翰.培瑞(John Curtis Perry)
美國塔夫茨大學佛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海洋史教授、海事研究學程創始系主任、東亞與太平洋研究專家,同時也是全球海事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Maritime Studies)創始主席。
培瑞的研究範圍涵蓋亞太與美國關係、美國對日本的占領、美國在太平洋的擴張等,著書與論文甚豐,以善於用清晰、簡潔、睿智的語言向一般讀者解說複雜的歷史脈絡而備受好評。1991年曾獲日本政府頒發明治時代設立的「瑞寶勳章」以感謝他對美日關係的貢獻。
著有《鷹翅之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Beneath the Eagle's Wings)、《感性的帝國主義者:美國在東亞》(Sentimental Imperialists)、《西進:美國與太平洋的開啟》(Facing Wes)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