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存亡危機演變為群體認同　魚尾獅國民的焦慮與生俱來（上）

菁英競爭的怕輸文化

提到前文的課業壓力，就不得不再談論一下新加坡特殊的「Kiasu」文化。

「Kiasu」源於福建語「驚輸」，意思是「怕輸」，害怕事事落後於人，後來還有害怕失去或吝嗇、自私的意思。有著「Kiasu」的家長，小孩的日常便是不斷的讀書、補習和考試，畢竟千錯萬錯就是不該輸在起跑線。

有人認為，像「Kiasu」這樣的精神，好似傳承了新加坡人祖先那股自立自強、白手起家的意念，想要生存，就必須不停地戰鬥，隨時保持最高競爭力；也有人覺得「Kiasu」讓小孩害怕失敗和挫折，成績至上的文化使他們喪失獨立思考能力，而每個人追求成為菁英，卻也養成自私自利的個性。

「Kiasu」精神可好可壞，就看新加坡人怎麼運用。現在的年輕人，也時常拿這個題材來自我嘲解。

威權政府下的繁榮

光從新加坡經濟蓬勃和族群多元並立的角度來看，或許很難想到當局政府也會高度反制異議聲浪。

作者培瑞提到，當年的新加坡政府急於建立認同意識，將這些意識訂定及組織為「集體意志」，而政府手上握有媒體、學校和軍隊這類宣傳手段，加上政府提供公共住宅鼓勵社群意識，讓他們可以更便利地把這些「國家價值」深植於人民的價值觀。

在新加坡政府的推動下，「家庭榮耀第一，強調孝道和長幼有序……個人必須身心均服從父母，尊敬祖先。他必須以社群需求為優先，而社群必須以國家需求為優先。」培瑞指出，在這過程中，「人權沒被提起，個人主義也被貶抑為自私。」

培瑞認為，這種「現代」而本質上又是「亞洲」的文化，可能就是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本人所信仰的文化。

與其他西方大國相比，經濟開放繁榮的新加坡政府給予人民較少自由度。（湯森路透）

《非典型崛起》此書提到，新加坡威權政府掌控資訊流通，在政治上打壓反對派，而在經濟凌駕一切的情況下，新加坡如何轉型為知識經濟國家不免令人懷疑。

政府要人民固守他們提出的「亞洲價值」，但批評者提出「諫言」時，他們卻難有那個氣度去接納與反思。書中提到新加坡國立大學訪問學人克里斯多福．林格爾（Christopher Lingle）曾以「聽話的司法制度」批評東南亞某些國家的司法控制，沒想到新加坡竟告到法院，證明他們判斷林格爾所指的國家就是新加坡。

林格爾最後花了一大筆錢與新加坡政府和解，離開新加坡。

疫情下的新加坡人民更憂愁了

新加坡《亞洲新聞台》（CNA）5月6日報導，在2019年，國內平均每10萬人就有8.36人因自殺身亡。在10到29歲的年輕人死亡原因排行中，自殺位居第一，比2017年上升了10％。

該文章直接點明，這個趨勢在未來仍會持續向上成長。

此外，受到2019年底爆發的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影響，多國政府大幅推動社交安全距離政策，呼籲民眾減少外出，降低感染風險。被迫在家民眾自然是悶壞了，許多人也因為收入不穩定而生活陷入困頓。

在此一背景下，愈來愈多的新加坡人民向心理諮商的社福機構和團體尋求協助。新加坡援人協會指出，他們3月收到共3826通求救電話，比2019年同月多了23％。

受疫情影響，商場活動停擺。（湯森路透）

除了檢討和改善輔導資源不足的現況，新加坡政府更應該正視如何根治這項問題，舉凡改善貧富差距、物價飆漲、居住空間與環境劣化和公民權利等，都能讓人民變得更幸福。

新加坡現在面對的不是當初「被丟棄」的國家生存難題，政府也不應繼續活在過去的榮耀，該是思考如何再創造自身「非典型崛起」模式的時候了。

作者：約翰．培瑞（John Curtis Perry）

美國塔夫茨大學佛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海洋史教授、海事研究學程創始系主任、東亞與太平洋研究專家，同時也是全球海事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Maritime Studies）創始主席。

培瑞的研究範圍涵蓋亞太與美國關係、美國對日本的占領、美國在太平洋的擴張等，著書與論文甚豐，以善於用清晰、簡潔、睿智的語言向一般讀者解說複雜的歷史脈絡而備受好評。1991年曾獲日本政府頒發明治時代設立的「瑞寶勳章」以感謝他對美日關係的貢獻。

著有《鷹翅之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Beneath the Eagle's Wings）、《感性的帝國主義者：美國在東亞》（Sentimental Imperialists）、《西進：美國與太平洋的開啟》（Facing Wes）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