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了三十年，從野百合學運到野草莓、三一八，當今臺灣校園的學生運動與學生的力量，面臨到什麼困境，而這三十年間的社會變遷又使學權、學生運動到社會運動出現了哪些變化？ 

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是戰後臺灣第一場大型的社會運動，直指政府在臺灣的統治正當性──從未全面改選的國會、政治經濟結構的不公、總統沒有直選、長期威權統治。當年有著明確的挑戰對象與目標：國民黨長期威權統治，以及追求許諾的民主進程。 

社會自由、校園民主？ 

然而，當今，社會看似民主化了，校園也變得相對「自由」、「開放」。例如，學生的出版不再需要審稿、舉辦集會遊行不會有被退學的風險，更甚者，學生在制度上也有了許多參與校園決策的機會，例如參與出席校內的各種會議。然而，這樣就代表校園自由、社會民主了嗎？ 

1987年1月10日「大學改革方案芻議」聯署完成後，再傅鐘下的記者會，隨後學生將簽署書呈遞給孫震校長。圖左為哲學系林暉鈞，中為社會系鄭文燦，右為電機系劉孟奇。（圖片由蔡明德提供）

這些看似是「進步」的改變，伴隨而來的是掌權者治理的權力技術進化，以及學生失去對於權力關係的意識，產生「現在真的非常自由、民主」的錯認，許多人相信「體制內管道便足以改變校園中不合理的情形」，進而導致學權倒退時抵抗意識大幅弱化。校園「自由」、「民主」並非是一個穩固的事實，反而更是一個被學生相信的表象，而這個被校方建構的表象吸收了行動與反抗的意志。 

「想像敵人」的消失 

現在的社會狀況下，明顯的敵人／對手消失了，因為臺灣「民主化」了，然而社會位置與統治資源很大程度上仍然被同一群人把持，而學生又因為已經「比以前自由」，導致完全沒有抗爭的立足點，連帶的失去抵抗的意識。一旦失去批判的意識，將無法再反省發現到底哪裡不合理。 

以臺大校長遴選爭議為例，從遴選委員會的組成即可看出，長期未輪替的權力菁英們把持組織與制度，再到爭議發生後對於公共討論的打壓，屢屢訴諸「大學自主」卻實則規避公共監督，而聲援「大學自主」者的現身，正好顯示出過去黨國在校園中佈建的網絡，從過去逸仙學會、覺民學會的參與者，再到曾任職國民黨政府的政務官，許多社會大眾仍承認這些高級知識菁英的優越性，形成「產／官／學」合體的霸權。這樣橫跨校內外的爭議，可以看到仍有更大尚未被解構的宰制體系。 

隱蔽化的權力關係 

校園內的權力結構，使學生仍處於難以抗衡的位置，只是這樣的關係更為隱蔽，學生不會被審查發布資訊的內容，不過學校壟斷幾乎所有資訊發布的正式管道，當學生要求協助轉發，學校就以「發布單位也需要負責」為由要求「內容必須合理且經過申請」，干涉資訊傳播。 

學生得以依大學法參與諸如校務會議，不過大部分的校務會議行政主管與教師們，代表打從心底不認同學生應該要參與公共討論，且會議氛圍對學生極不友善，學生提出的議案也往往遭到擱置或否決，並在討論的過程中貶低學生，例如批評學生不懂相關知識不該亂講，卻在事後表示：「經過學生的參與，會議共同討論後否決學生的提議」；然而這些掌權者沒有說的是，在已經被設定好的情境中，學生權益遭到打壓已是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下必然的結果，會議過程只是一場創造民主表象的儀式。 

這樣的儀式提供了校方治理的絕佳資源，所有挑戰既有權力秩序的學生行動，都很容易的可以被校方抹煞與簡化。校園中校方與學生極度不對等的關係，包含詮釋權的爭奪以及傳播管道的落差，諸如校方公然扭曲自己過去作出的決議，然後將學生的行為（諸如會議公開）抹黑為「違反決議、不尊重會議」，掩飾說謊以及鞏固不平等權力結構的事實。 

隨著壓迫的隱蔽化，學生的意識也開始受到影響，難以意識到權力關係，導致學生逐漸被建構出不同的認識框架，看待校務問題，認為那只是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權力鬥爭，然而在極度權力不對等的情況下，問題就不只是權力鬥爭──還有壓迫與抵抗。看不見壓迫與抵抗，就更加容易將問題理解成「程序問題」，反而掩蓋實質問題的重要性，就算是極端不合理的決策，「經過合法程序通過」就代表「我們必須要去遵守」、「應該尊重決議」，而不去探問背後怎樣的人群組成和壓迫關係，創造出某些決議可以表決過關的結構因素，更不質疑整個決策結果，以及想像抵抗的可能。 

關注面向的轉移 

最終的結果，是只有「善治」（good governance）被關注，「怎樣的治理是好的治理」、「正當的程序、最小化的傷害」成為關注的焦點。過去關注的整體結構問題，像是「學生受到的壓迫」、「憑什麼學校有權力治理我某個部分的校園生活」等探問消失。這樣的風氣也延伸到學生組織，對許多人而言，持續關注學生自治組織「施政品質的優化」，卻不再反省與直指「學生組織站在校園中的什麼位置」、「現行體制的壓迫關係」等根本問題。 

這樣的認知邏輯出發的行動，就很可能是缺乏反身性的發聲。許多校園裡的倡議，呈現出「可以施捨點什麼嗎」的仰視角度，而且自處臣屬的位置並非出於暫時性的策略選擇，而是這種理解校園政治的角度，本身就主張「學生好好在體制內提出許多理念，希望可以被校方採納」。 

組織、行動與反省的可能 

說校園民主「面臨退潮」太沉重，校園裡的民主化乃至臺灣社會的民主化從來都不是完成式，校園民主要繼續走下去，必須要對壓迫者以及壓迫關係有所想像，過去威權壓制校園異議聲音的結構尚未完結，只是已經轉化成不易指認的樣貌，其治理手段有有所進化。面對不同型態的壓迫，反抗如何可能？ 

野百合學運期間，群眾與決策小組存在著分歧與多樣的互動。運動組織是行動的重要起點，形成組織內部的連帶以及組織間的合作基礎，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一群參與公共的行動者，並在其中透過持續的溝通凝聚共識，並且「擴大」所謂的同溫層（而非「打破同溫層」）。 

過去校園中的異議性社團屢屢被打壓，反而打造出異議性社團強大的行動力與凝聚力和群眾支持，然而現在社團被允許依法活動，卻面對到更多收編與消音的困境，使得近年來異議性社團的弱化與失語愈發明顯，參與者數量與活動力明顯衰退，更遑論群眾基礎。在外在環境無法創造機會時，透過組織的耕耘同時培力行動者、守住既有空間同時試圖發現新議題，是一種可能性。 

如同臺灣的民主化，校園裡的民主轉型仍是一個實踐中的過程。我們當下所身處的社會，就是歷史累積的結果，許多歷史遺緒需要被挑戰，才能解消更多壓迫，創造這個時代的新可能性。

※作者為臺大學生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