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中國歷史科試卷一的一道試題引發爭議，該題的(c)問要求考生用提供的三則資料，包括1905年日本法政大學校長的一篇文章節選、1912年黃興寫給井上馨的信以及1912年2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與三井財閥簽訂的一份合同，結合所學回答：「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

命題資料引證確有失衡

圍繞這道開放性試題的命制是否合理、是否有違中學教育宗旨以及政治因素是否干涉考評專業的爭論非常激烈，林鄭月娥和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都回應該事件，稱不允許香港教育淪為「無掩雞籠」（喻意自出自入，形同虛設）。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批評香港教育需要「刮骨療毒」，新華社也批評香港中小學教育至今「沒有進行去殖民化過程，更沒有建立與「一國兩制」制度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22日，考評局決定取消今屆DSE歷史科具爭議試題，爭議題目不會評卷及計算成績，但同時會參照同一份試卷其餘涉及要求考生評論史觀的題目，或其他題目C部表現，酌量調分。

一般而言，開放性試題設問導向多元，讓考生可圍繞給定材料與給定觀點有充足的空間展開論證，期望的考生答案也是多樣的，要求考生觀點明確，調動所學知識充分論述觀點。試題給定的三則資料均為支撐「利」的論據，即清末新政時期日本大學校長對大清留學生范源濂的幫助和日本財閥金援革命黨人的史料，沒有諸如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裕仁天皇的敕令、東京裁判的起訴狀等支撐「弊」的論據，在資料與答案引證關係上是失衡的。

而四十五年跨度下，大清／中國側涵蓋庚子拳亂、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護國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伐、第一次國共內戰、第二次中日戰爭等諸多歷史事件，如何總體比較利弊，以及利弊相互可否抵消，也是存在價值判斷上的爭議的，且這種爭議也有干擾考生作答之虞，讓考生有寫出不合乎政治正確的觀點是否會影響評分的疑惑與擔憂。這顯示出這道開放型試題的討論空間不足，正反觀點發揮空間不均，未達到有效評估考生能力的考察目標，試題的效度缺乏。考慮到DSE的重要性，對命題失誤的問題不予評分也大體符合公平原則，此外向考生就命題失誤公開道歉並公布此題的命題流程也是考評局下一步的當為之事。

DSE命題開放　中國台灣難望其項背

事實上，大量的給定資料與思辨元素，不設客觀題也是香港DSE中國歷史科命題一貫的特色，試題及教學的開放性程度是中國乃至台灣難以望其項背的，例如在過去曾出現過「討論1949-2000年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發展兩國關係的有利因素與不利因素」（2014年）、「你是否同意『孫中山為了革命利益，接納了共產主義者（即第一次國共合作），但他似乎沒有認識到其行動的負面影響』，試援引史實加以論證」（2014年）、「假設你是一名活於1945年的中國知識份子，你會否支持中共？試參考資料D，解釋你的答案。」（2017年）這樣程度的開放性試題。

這次歷史試卷風波，本質上是命題上的缺憾，卻意外地被渲染成香港歷史教育「媚日」，中國媒體以此證實「香港教育出了問題」的定性結論，認為香港教育界挾洋自重、親外抗中云云。中國媒體和網民藉題發揮、上綱上線，和反送中裡抗議者違法達義的行為（中國媒體及網民當然按照宣傳口徑將其汙名化為「廢青暴亂」）相連結，批判香港教育導向錯誤，重能力培養而輕價值教育，培養了與挾洋、抗中的學生。這種以偏概全、以己度人的思路背後，是試圖挾持政治正確來撥「亂」反「正」，用民族主義來對衝自由主義，使香港教育界和中國趨同的衝動。

中國的學校是承擔意識形態教化的工具，歷史課是形塑學生思想觀念的重器，基本遵循古代輝煌、近代衰微，現代復興的三部曲，透過國運的起伏讓學生體會「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宗旨，對近代史的闡釋也是事關政權合法性，即中共領導抗日戰爭勝利，推翻腐朽的國民政府，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如果強調外國殖民對中國的「利」，則挑戰了這個意識形態的神話。誠然，新世紀開始的新課改後，中國歷史教育也引入的新的觀點，相較于八〇、九〇年代年代開明了一些，比如也容許講述現代化範式的解釋模式，但就開放性而言，不會出現討論領袖、主權和民族情感的議題，諸如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角色、殖民進程總體的利弊比較、《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等官方史論在中國依舊不容置疑。

國恥教育培養狹隘民族主義

中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抗日戰爭作為一個板塊從屬於「近代中國反侵略、求民主」專題，是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陣地」，儘管也會說「記住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但固化的受害者的立場、牢記國恥的課程目標還是會對學生的仇日情緒起到生成與催化的作用，形塑特殊的傲慢（中國之于日本，是老師兼勝利者的角色）與偏見（日本從未就戰爭罪責像德國一樣道歉與賠償；日本強占台灣；安倍晉三外公是甲級戰犯），這樣的國恥教育和議題結構難以讓學生形成正確的民族觀念，反而是培養狹隘民族主義和「戰狼」的淵藪。

反送中抗議以來，中國「二次回歸」聲音再起，認為香港主權回歸了，「人心」卻沒有。未來很有可能沿襲故智，透過法律整頓他們眼中的不安定因素，即香港公民社會組成部分，包括媒體、律師、法官、NGO及教育界人士。這次的事件很可能成為中國整頓香港教育界的一次契機，讓教育界成為中國落實「一國兩制」的又一個「陣地」。同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2018年起使用的就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合編的歷史教科書，結合近日香港國安法立法準備來看，香港澳門化的憂慮日益成為現實。過去港府推行受挫的國教科，未來有捲土重來的可能。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