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底，紐約卡內基國際事務倫理委員會一場視訊會議上，有與會學者提出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美國選民從過去到現在，在各式選舉中即使已經決定支持某個候選人，但假若這名候選人接下來提出的外交政策和自己理念不合，則有三分之一的選民表示會改變心意不支持他。美國身為全球第一大國，對外政經關係連結甚廣，會有三分之一的「外交政策至上」選民，也算合理的比例。

但這部分選民的組成並非單一背景，彼此對涉外領域的關切，面向也很多元。包括和個人或家庭直接相關的移民問題，如移民者的權益和尊嚴維護，以及從其延伸的邊境安全，乃至庇護政策，都會影響有外裔背景者的投票傾向。此外另有對外軍事行動的影響，不僅關乎整體國家戰略，主要「從軍」也是美國社會相當活躍的一環，美國人當中，應該比有不少人能實際理解戰爭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繼之還有像是氣候變遷和能源開發等等跨國合作議題，就關切這一領域的選民，有道德層面的著眼點，當然也會衡酌當中的實際利益。

再者，美國選民對「大量的外國洗錢」和國際間的暗盤交易如何杜絕和防備，歷來也有其警覺，像是希拉蕊的電郵門、川普的通俄門，以及拜登被遭「烏克蘭門」事件打擊等等。美國的外交政策枝繁葉茂，可以一路從朝鮮擴及到伊朗，從敘利亞到阿富汗再到委內瑞拉，或從薩爾瓦多延及瓜地馬拉和宏都拉斯，雖然其中國際戰略布局，或是「行銷民主」，多屬精英階層的注視範疇，候選人提出的政策細節內容若能和所謂「中產階級的外交利益」有所連動，便會一併成為選舉操作因素。

其中最與人矚目的當然就是美國的對中政策，而無論是川普還是挑戰者拜登，過去已不同程度強調自己的任務，就是在和中國的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外交優先論」的選民所看的，也就哪個人提出的外交政策，可以在既有的國際經濟規則下對美國更有利，尤其讓美國企業在競爭的環境中立於不敗，以及誰有能力去界定和各國之間的貿易規則，無論是「對抗」、「圍堵」、「融合」、「單邊」或「多邊」，總是得由此直接保障美國的經濟和國人的工作。美國人對領導世界的追求，目的之一應該在這，外交戰略如何轉軌內部利益，在「外交政策優先」的選民中不少是多所盤算。

最後，儘管無論川普或是拜登，必然都提及了美國的民主不僅是內部社會的運轉的泉源，也是向外強化領導地位的力量，以此勾勒出在美國領導下，全球民主同盟的板塊，並藉此和極權國家陣營做出區隔，使之成為領導自由世界對抗和法西斯世界的美國隊長，只是，當前國和國之間的經濟因素愈趨複雜，即使民主國家也有和極權政府密切合作的必要，美式民主同盟的結構組成，其實早就和現實多有脫鉤。

眾所關注的「香港議題」在正如火如荼展開的美國大選中，便剛好兼及了多重的外交成因，幾乎同時得從民主行銷（價值面）、地緣戰略（戰略面）、經濟因素（現實面）等面向著手考慮。中共突如其來強推「港版國安法」，咸認確實超乎美國兩黨意料之外，平常時期或可採取相對單純的立場研議應對方案，而今正逢選戰關頭，尤其必須考量三分之一「外交政策優先」選民，「香港議題」於是變成選舉變數之一，在情況緊迫下，川普29日的白宮記者會，在提及香港一節，何以態度強烈有餘，實際行動不足，且完全不給現場記者提問機會，便有合理的解釋。意即至少先擺出符合美國選民道德認同的正確姿態，實際腹案，恐怕是還在琢磨。

對川普來說，現階段唯有爭取連任是無庸置疑的，進而顧及的是有三分之一會為了「外交政策」改變投票意向選民，但這些選民當下在香港事務上所冀求的外交利益是什麼，可能一時間並沒有真的那麼明確吧。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