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個夏天，我在義大利四處旅行，抵達羅馬時離晚餐尚遠，便在市中心閒逛。夏季是羅馬的觀光季節，石板路上遊客來來去去，一不小心，我就陷入一大群遊客之中，隨著人流向前湧去。我們沿著狹小的石板路，抵著肩膀走著，抬頭看，天空是一條藍色長方形，往前看則是路人脖子上的點點金毛；就這樣推著走，好像一排罐頭走在一條灰色的生產線上，不停地向前滑著。突然，運輸帶停了，我們抵達了終點，前面的人潮迅速散開，陽光便從那個繃開的裂縫裡漏進來，嘩啦拉水般湧上臉來。

那是羅馬古城的遺跡，一大片一大片，光禿禿地立在市區中間。午後的陽光從一個石塊的表面晃到另一個石塊，光影搖曳，遠遠望去就像是一片海洋。

一個時代結束了，留下許多建築、拱門、廣場的殘骸，新的時代來了，羅馬人沒有剷平它們或是整建它們，而是讓這些殘骸留在那裡，繼續與新的建築、拱門、廣場一同接受風吹日曬、人類的掠奪。於是，殘骸們便東一叢、西一叢地長在一片平原上。傍晚的陽光為它們拉出長長的影子，一條影子蓋著另一條。

它們代表了曾有一群羅馬人在這裡生活——即使已經與現在的生活不相干了。古蹟是義大利觀光收入的來源，我買票走進一個廢墟，轉了一圈出來，又頂著太陽想進去下一個，一個金髮戴著墨鏡的男子站在門口阻止我，「這一個是要預約的。」他指指告示。

每年從世界各地有成千上萬的人來到這裡，想進去一探究竟。人太多了，超過景點的負荷，能進去的名額有限，據說幾個月前預約才有機會。於是，被檔在門外的我只能站在橋上瞭望著。

幾座凱旋門立在遠方，說明書上說，它們是羅馬皇帝們為了慶祝重大戰役的勝利而建的。這些勝利包括了：鎮壓反對運動、內鬥殲滅政敵、或是擊敗隔壁鄰居。總之，都是熟人。

勝利者為了展示自己的能耐，恐嚇其他還來不及去擊敗的對手，把對手的首級吊起來還不夠看，所以發明了這樣巨大的建築。

建築裡面既沒有正義也沒有善意，說起來就是帶刀子秀肌肉。但是這秀肌肉的方式結果也被證明是無效的，幾座凱旋門的主人後來都失去了他們拼命爭奪的權力，不是死於非命，就是家族下場悲慘。

凱旋門的四周散落著黃敦敦的，完全無法組成任何有意義的結構的石塊，這些不成形的東西是失敗者的行跡嗎？許多猶太人、安息人拖著長長的鎖鍊走過這些石板，為皇帝的凱旋獻祭。

不過，無論是贏家還是輸家，現在通通是收費才能看的了；另外一群人來到這裡，在門口設立了收費站，讓全世界的遊客來欣賞「民主政治的起源」。

這就是羅馬嗎？據說只有這些遺跡算是。即使我已經抵達地圖上標示為羅馬的地方，但是，沒有來到這裡就不是羅馬。

許多已不再有任何功能的東西，不成形狀地讓許多不相干的人遙想當年，這就是偉大政治的象徵。

有很多年裡，我每年都會跟阿伯吃一頓飯，或是去看看他，在他的辦公室喝杯茶。

阿伯那時候已經超過六十歲了，可是，看起來並沒有一絲老態，而是非常地精壯，伯伯說，他每天早上游泳，傍晚跑步，始終維持在最佳狀態。

那時候他已經無公可辦了，一位商人免費提供給他一間辦公室，算是阿伯可以接待朋友的地方。他坐在單人沙發椅上，背略略弓著，兩手往前握拳，展現一個練家子攻守兼備的姿勢，黃皮膚緊緊繃在顴骨上閃閃發光。

阿伯曾經有非常顯赫的過去，他的前半生幾乎就是民主運動單獨的一章，不過，他從來沒有跟我講過任何一句過去的豐功偉業，他講的永遠是未來的事：台灣應該這樣，台灣應該那樣。

有一次阿伯講到一半，突然停下來問我有沒有看過德川家康，

「日本戰國三大武將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同在櫻花樹下賞櫻，一位高僧在旁邊問，如果樹上的杜鵑鳥不叫，要如何讓牠叫呢。

織田信長說，杜鵑不啼，殺掉牠！

豐臣秀吉說，杜鵑不啼，就引誘牠啼。

德川家康說，杜鵑不啼，等待牠啼。」

說完，他縱聲大笑。

等阿伯縱論完天下，心滿意足地舉起茶泯一口再放回桌子上，臉上浮出微笑，我便完成「去看他」這件事，也很安心地離開。

那時他已經沒有什麼訪客了，沒有敵人，也很少朋友。他的同志、政敵、徒子徒孫都還在戰場上廝殺，阿伯卻好像活在另一次元裡，他說的是最現實的政治意見，可是沒有人有興趣。

阿伯曾經是民主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而且，是這群草莽英雄裡最有大哥風範的，被看好成為國家領袖的。奇異的是，他並沒有吃過許多選舉敗仗，沒有受困在任何一個地方，卻在某一個時刻變成了邊緣人。

反對運動因為資源少、人少，長久以來，都遵循著「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原則。像是一個吵吵鬧鬧苦中求生的大家族，兄弟爭產、妯娌吵架，明爭暗鬥是有的，但是，鬧了一場撕破臉，到了農事繁忙人手不足的時候，照樣是「要做工不怕無犁可拖」，有點力氣的人還是要下田去，絕對沒有躲工作的空間。

所以，即使選舉互相辱罵，結下樑子，都可能在接下的戰爭中結成同盟一致對外，這樣不停地翻來覆去，似乎也是家庭感情凝聚的一種方式；起碼，我每次聽到大家互相抱怨的時候，都是從「二十年、三十年前的那一天」開始，細膩綿長，哀怨入情。

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現實感的大家庭裡，阿伯卻是不停地進進出出，最後成了流連在外的一個老人。

阿伯是什麼時候離開的呢？

Ｊ曾是阿伯的小弟，他告訴我，當年阿伯突破黑名單回到台灣，環島演講，還是一個醫學系學生的他，一個人騎台破摩托車追著阿伯的宣傳車跟著阿伯環島。

那時候的擴音機效果很差，阿伯的聲音從音箱裡傳出來永遠模糊一片，「實在也不知道他演講的如何。」Ｊ說，嘶嘶沙沙間只聽得到阿伯的吶喊——「台灣…民主…」——但在那個年代，僅僅這樣，便可讓20歲的Ｊ激動地跟著大喊，停下車在路邊嗚咽起來。

畢業後Ｊ當醫生，熱心政治的Ｊ很快地就成了阿伯的義工，他的薪水多半捐給阿伯，所有工作以外的時間也都奉獻給阿伯，這樣過了許多年，某一天Ｊ離開阿伯的團隊，接著就聽到他參選的消息。。

說起來，阿伯是他入門的老師。Ｊ說，阿伯充滿英雄氣質，說起理念頭頭是道，讓他感動萬分，是阿伯吸引他進入這一行的，「直到現在，我都無法從別人身上得到那種感動。」

Ｊ說這些話時，已經在政治的江湖上創盪幾十年了，以前Ｊ是個蒼白的文弱書生，現在胖了三十公斤，挺著肚子，天庭飽滿如彌勒佛。他以善於喬事聞名，地方經營極為成功，不分藍綠都買他的帳；因為Ｊ的關係，Ｊ的家庭從一個醫生家族，成為喊水會結凍的地方政治派系。

現在真的很難想像Ｊ也有年輕的時候了…不過，真的有，他說，他將自己的青春都奉獻給阿伯了。

他說，阿伯做人極為慷慨，尤其是對年輕人。「我們提出任何年輕人的建議，那怕計畫只有一張紙，他看也不看，就直接拿錢給我們，叫我們去做。」

一開始非常開心，所有的想法在阿伯團隊都可輕易成真，辦搖滾音樂會、票選國旗……各種當年的創舉，痛快極了。

但是不多久，這種痛快的問題就出現了，「事情容易做，並不代表會被完成。」Ｊ說，因為阿伯的團隊聚集的都是這樣的人，各式各樣的無計畫，加在一起是無法累積出任何東西的。

許多人離開了，Ｊ還留著，直到阿伯想要選總統。

Ｊ說，那真的是一場災難，他知道阿伯的團隊是沒有能力作戰的，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過訓練。他堅持撐到最後，把所有的事都收拾乾淨了才走。

「我站在後台看阿伯的敗選演說，那是我第一次真的聽懂他全部的話，他真的是一個有大方向，心胸寬闊的領導人啊！」

Ｊ已經非常疲累，但是，就如同第一次聽到阿伯演說那樣，他流下眼淚。

然後，Ｊ就離開阿伯了。

後來他從政，三十年來不曾公開演講過，Ｊ告訴我，那是因為——阿伯就是那神聖的羅馬凱旋門，是人類再也不可能複製的時代、複製的勝利。

阿伯離開他的政黨也離開他的家人，四處宣揚自己的理念，只要有人聽他就去，海內外兩岸，這些年來到處跑。可是，不論講了多少場，人們對他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過去，阿伯逐漸成為一個回憶中的人物。

他永遠在每個人的心裡，代表一個從不曾被實現的盛世理想。因為大家都覺得不可能被實現，所以也沒有必要和現實連接了，就讓他牢牢地釘在那裡吧。

Ｊ講完了他與阿伯的故事後，嘆口氣，說出他累積從政三十年的心得：

「政治，就是要創造自己被利用的價值。」

這是阿伯永遠不能理解的事。

外面下起大雨，像是打翻了一盆又一盆的水，朝人澆下來。我看著窗外，Ｊ的司機打傘招呼他衝進大水跨上黑頭車，去趕晚上的三場婚禮。突然想起，最後一次見到阿伯，那天也是這麼大的雨。

我撐著傘送阿伯走出餐廳，擔心年邁的他能不能在這樣的大雨裡平安回家呢？

阿伯轉頭對我羞赧地笑，有人來接我，他說。

然後，一台老舊的大黑頭車在我們面前停住，後門打開，裡面坐著一個氣質優雅的老婦人，伸長脖子對我微笑點頭。

「我太太。」阿伯笑著說。

那是一個在狂飆的時代激情的演說裡，非常非常微小的背景音，現在變得清晰了——老婦人笑著對我說：「謝謝妳。」

然後，她伸出手握住阿伯，輕輕地將他帶上車，為他拉上車門，然後，他們便一同消失在大雨的夜晚中。

※作者為《上報》資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