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是一種誘惑。有正義感的人，多少都曾經把死刑，當作是一種實現正義的方式……」

－－《殺戮的艱難》張娟芬

如同片名，《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以三組家屬的角度切入，視角亦包含死刑犯周遭的辯護律師、廢死聯盟法務主任等人，描繪出他們眼中的死刑犯，做為一個「人」的模樣。導演李家驊曾在訪談中提到：「這部片只想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死刑犯是人，死刑犯周遭也都是人。」他認為標籤之下所形成的一切過於簡單，希望能先撕掉標籤，再來討論死刑存廢的問題，「你不把他當成人的時候，所有討論都是假的。」 

片中呈現的三位死刑犯，有仍在監獄服刑的A，已在獄中自戕身亡的陳昱安，與遭槍決伏法的鄭捷。在獄中，受刑人用編號取代名字，探監者也以號碼代替，藉由強烈標籤化的「去人性」以便管理。相對於編號、獄服與手銬腳鐐等監控措施，當我們回到「人」的角度看待死刑犯，便將他們從標籤中下放出來，回復到身為一般人「兒子」的身份，如同攝影機跟拍A的媽媽在探視前為兒子煮飯，拉回一些關於人的情感與溫度。

死刑犯也是人生父母養，影片自矯正署的會面登記處開始，A的父母自述對於一心求死的兒子的不理解，以及想救子的心情。關於他們的犯罪故事，可從筆錄或新聞報導得知，儘管某些時候真正的犯因動機仍是謎團，但這並非本片首要關切的。比起犯罪節目鉅細靡遺描述案情，影片更聚焦於他們罪刑定讞後，接受懲罰等待死刑的心境：喜歡下棋讓自己保持冷靜的A，表面上對死亡表現出不在乎，卻能隱隱感覺到他對親人仍有所羈絆。

由於尚未執行死刑，A是全片唯一有訪談，且父母親仍願意受訪的案例，被攝者經由特殊畫面處理，雖不見其人，卻可從話中想像彼時心境。更多關於死刑犯平日生活的細節，則由一幕幕獄中空間慢慢堆疊，斑駁掉漆的天花板、幽暗狹小的牢房、灰冷的監視器畫面，鏡頭猶如行走般緩緩向深處推進，只見一道又一道的鐵門深鎖，迴繞低限的環境音聲響，帶領觀眾來到獄所現場，疏離冷調的空間氛圍，亦回應了這個議題註定的悲劇色彩。

冷漠並不僅限於監獄，當犯人未犯錯前，社會與家庭關係的孤立無援早已將他們包圍，相較於頻繁受父母探視的A，殺害父親的陳昱安更像電影裡的悲劇人物。曾與其接觸的律師王寶蒞這麼回憶：

第一次看到這個年輕人的時候，整個臉是鐵青的，看人的眼光是邪惡的，好像全世界跟他都是敵人，或是他也覺得別人把他當作敵人，等定讞之後，我再去看他的時候，他不是那種很可怕的樣子，他都是幾乎用跳的，很興奮地跳過來：「很久沒有人來看我了」，然後就一直講話，一直跟我講話，就很開心，他後來也會跟我借錢，但我們不能跟當事人有金錢關係，我有時候會買點吃的東西，讓他開心一點。

陳昱安在殺害父親後遭到逮捕，母親因為害怕從未前往探視，直到他在獄中自縊，家人仍然拒絕認領其遺體。關於陳昱安的內心世界，或可從他寄給廢死聯盟法務主任林慈偉的62封信件窺知。信中提到：

我從小被家庭養成金錢至上的價值觀，爸爸媽媽也不准我去交朋友，說有弟弟就好了，習慣以打罵的方式教育，我將所有的委屈與怨恨深埋在心中，累積的負面情緒猶如一顆核彈，壓得我喘不過氣，那些能量足以摧毀全世界。

至於鄭捷，所能掌握的訊息又更少了，大多僅可從辯護律師黃致豪的描述來理解，而有罪辯護的結果，終究難擋法務部迅速的死刑執行，也留下了所知甚少的缺憾。他的父母親僅現身過一次，在媒體面前下跪道歉，也就是新聞裡經常播送的那幾秒鐘畫面，在片中卻呈現了實際上完整的三分鐘。觀看當下，油然升起一股羞愧與不忍，媒體、社會、你與我，都在旁觀他人的痛苦。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站在一個少有的觀看角度，指出一個事實：受害者與家屬很痛，加害者與家屬也很痛，死刑從來都不是一命抵一命的事情，而是兩敗俱傷。一方的悲痛與另一方的罪大惡極，在主流媒體裡已俯拾皆是，諸多支持死刑的理由都振振有詞，然而實務研究已證明了嚴刑峻法跟降低犯罪率並無直接相關，更有甚者，誤判冤獄在台灣司法並不罕見。死刑只是最廉價的正義，它解決了製造問題的人，卻沒有解決問題。

那真正的問題是什麼呢？

透過導演的直球對決，選擇三個確定有罪的案例，三人都帶著求死慾望，直接叩問了懲罰制度的合適性。他們殺了人絕對應當接受懲罰，但懲罰一定要是死刑嗎？台灣的司法體制與人權意識真的夠成熟了嗎？這個大哉問背後還涉及了許多問題，影片先不急著層層剝離解析，而試著回到一般人的身份，以三對家屬來說明大多數人對死刑的三種想法：想救兒子的A父母；希望兒子伏法的陳昱安媽媽；不知如何是好的鄭捷父母。

紀錄片從來都反映著記錄者的主觀視角，在我們還不夠理解罪與罰之前，死刑宛如一種在無知的黑暗中做出的司法祭祀，更充滿了國家機器的恣意妄為 。在尚有缺陷的司法體制中，我們真的能確定死刑是最適合的方式嗎？「此人無教化遷善之可能」、「精神障礙只是為了脫罪」等說法，誰又能精準定奪？若說死刑是社會大眾出於追求公平正義的一種寄託，那麼執行死刑真能幫助受害者家屬嗎？有太多問題與缺失需要釐清改善，但優先順序總比不上「依法執行」。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以另一條路徑，重新思考生命價值與國家被賦予的生殺大權，除了再次叩問死刑作為伸張正義的合理性，更回歸到司法存在的目的，應該是帶給人希望，而非殺雞儆猴，順應媒體「罪大惡極」的新聞框架去理解死刑。拋開非人即獸的邏輯，如果我們都能更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重新思考生而為人的權利與情感需求，讓搖搖欲墜之人能找回與社會連結的方法，這絕對比槍聲還要來得鏗鏘有力。（文／朱卿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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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Me and My Condemned Son

李家驊LEE Chia-hua｜2019｜台灣｜Colour

★ 2019 台北金馬影展

★ 2020 TIDF台灣競賽入圍

★ 2020 台北電影獎入圍

A，殺害好友後勒贖。陳昱安，砍殺父親111刀。鄭捷，於捷運上隨機殺人。三位死刑犯雖犯行各異，但在「殺人償命」的正義大旗前，他們的命運殊途同歸，宛如報廢的物件，只有在律師、死囚家屬面前和撕去「死刑犯」標籤之後，才是一個個的血肉之軀。本片以關懷「人」的處境切入，叩問台灣現行司法體制。

※專訪《我的兒子是死刑犯》導演：我只想傳達一件事，「我們都是人」

※死刑的相關討論可參考：張娟芬（2010）。《殺戮的艱難》。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關於【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成立於1998年，每兩年舉辦一次，以「再見．真實」為核心精神，強調獨立觀點、創意精神與人文關懷，鼓勵對紀錄片美學的思考與實驗，是亞洲最重要的紀錄片影展之一。官網：www.tidf.or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