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局勢尚未緩和，前陣子國安法的通過使一國兩治岌岌可危。但其實，澳門早在2009年通過了澳門版的國安法，其中甚至對叛國、分裂國家、顛覆中央政府的「預備行為」處最高三年徒刑，嚴苛程度比起香港，有過之無不及。

這讓我想起，雖然澳門也施行了一國兩制，政治處境看似比香港嚴苛，卻從不見到有甚麼大的抗議示威活動。於是我做了一點資料蒐集，試圖解釋這樣的現象。

港澳兩地在歷史上與當代社會的不同

澳門在1999年以前是葡萄牙代管，香港則是在1997年前為英屬的，兩者的處境看似相同，但主權到中國手上後兩者處境卻有天壤之別。這可以從兩者的政治背景說起。

在中國統治前，葡萄牙並不重視澳門這塊土地。1966年澳門的「一二．三事件」後，葡萄牙政權對澳門更顯無心經營。其後葡萄牙本土於1974年爆發「康乃馨革命」，宣布放棄所有殖民地。這些在經濟和民生等事務上逐步釋放的權力，被左派和親近左派的商界勢力滲透。此後澳門在許多人眼中成為「半個解放區」，已經部分的跟中國同化。雖然左派勢力入侵，中共當時還在處理文化大革命的後續，無暇顧及，直到1999年澳門才正式屬於中國。這時許多澳門人都已對中國的政權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另一方面，香港在1967年也發生「六七暴動」。之後當地政府在1968年已著手修改勞工法例，大幅加強對勞工的保障，並成立民政處（即今日的民政事務總署，用以加強政府與人民的溝通）、鄰舍輔導會（增進在的歸屬感）和公益金（社會福利）等組織。故在1997年時在地人對於政權移交並沒有多大的期待。

如上，澳門在1970-1980年代就不斷得接觸到中國的文化，相對來說，與中國內地的融合程度較高。也沒有時間與空間培養本土化色彩，若真要反抗較難找到分辨我群與他群的焦點。

除了兩者的歷史脈絡外，其社會階層化的狀態也使兩者在社會運動上的動力不同。

澳門在當地賭場經營獲利下，全國人民均富，平常沒有物資缺乏，政治對家庭生活影響力的感受很有限。而香港在歷史上因為其區位勞力需求，時常有從不同地方移居來的人口，也因此社會階層化狀況明顯，較難使社會中所有人對生活現況感到滿足，政治政策時常影響到生計及三餐。

澳門的現況使國安法容易施行

在現況看來，兩者人民的生活狀況有許多差別，這些不同也可以看出為何澳門的國安法更加嚴苛，卻相對沒有反彈聲浪。

在歷史脈絡中，我們就已知澳門與中國關係相對親近，這樣的狀況也可以從許多現下的觀察得到驗證。舉高等教育現況為例，澳門境內八間大學中，本地人與中國內地來的學生比例約為一比一。除此之外，約有3成的澳門人在中學畢業後會選擇赴中國內地尋求高等教育，如此可見，在學術上澳門與中國已經密不可分。

相比之下，香港的中生只佔有其高等教育的12%。另外，中國政府不公開港生赴陸求學比例的完整數據，只釋出2011年9.2%、2012年的21%，但從其差距之大可見中國政策的影響力。

此外，澳門的各種媒體都與中國媒體有極高的同步率，無論是最大報澳門日報或是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澳廣視）其內容與內陸已無二致。

在中國成功的控制住媒體與高等教育兩條線之下，人民與高教學子獲取外界資訊的可能性下降，也成功的減少了抗爭的可能性。

澳門人對於中共與香港衝突的態度

對多數台灣人來說，我們會很合理的認為港府受中共操控，只是個傀儡，並時常在討論間將兩者劃上等號，這對許多澳門人來說卻不是這樣。

對某部分認同中共的澳門人（舉例來說，保送到中國且自稱小粉紅的學子），他們可能同時認同中共的統治手段，卻又看不慣港府對香港粗糙的統治模式因而予以譴責。但反過來，也有不認同中共的澳門人，卻覺得香港民眾是在添亂，是一群無理取鬧危害社會秩序的人，認同港警鎮壓的正當性。

若是更聚焦在香港的衝突，我大致可以將澳門人民分成上一世代的中老年人及較年輕的族群。前者大多數對香港現況不在乎，或是聲援港警。後者若是受到較多非中共的外界觀點（特別是港台的觀點），就愈容易有支持香港抗爭民眾的傾向。但就算如此，其動機與意願也相對香港民眾低，若是真的有相對的行動，也有警察會制止，經過制止後就會平息，不會有更進一步升級的衝突。

劉兆佳曾提出「功利家庭主義」（utilitarian familism），形容老一輩的香港人以保障家庭利益為優先，若是感覺政治與家庭利益無關，便展現漠不關心的態度。他以這樣的方式來解釋為何在香港的社會運動中，中老年人通常會相對年輕人晚一步出現，這與澳門整體的情況也有一定的相似度。

從澳門的狀況可以驗證一國兩制下，一個地區漸漸被中國同化的可能性，再反觀香港，這一切的發生說巧也不巧。在台灣的我們，除了關注香港，或許也可以以澳門為借鏡，更能理解一國兩制手段的全貌。

※作者為台大人類學系二年級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