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彤禾：《工廠女孩》

這些女孩像飛蛾般不斷揮動她們單薄的翅膀；她們是這個城市中最難捉摸的一群人。

                     

                                                   張彤禾

你知道你穿的運動鞋是誰製造的嗎？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縮影，一個是浙江義烏，一個是廣東東莞。義烏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發市場，「義烏指數」是小商品業的道瓊斯指數，折射出中國及全球經濟的脈動，也深具政治內涵。比如，美國各黨派陣營選舉時所用商品，很多都在義烏製造，即便反對全球化和反對中國製造的川普陣營也有很多訂單送到這裡。義烏商家根據訂單數得出的「義烏指數」，被視為預測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參考指標之一。早在二零一六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義烏指數」就成功預測出川普會當選，因為他們收到更多川普陣營競選商品的訂單。該指數的準確度超過美國的所有民調。隨著二零二零年美國大選年到來，義烏的廠家們接到的美國訂單，幾乎全都來自川普陣營，其他候選人的訂單少得不成比例。「義烏指數」顯示川普會再次勝選。

東莞則是中國乃至全球最大的電子元件、鞋類、服裝等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集中地。短短四分之一世紀，東莞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發展成為中國GDP總量僅次於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的超級都市。在華裔記者張彤禾眼中，東莞並非一座有文化內涵的典範都市：「我來到的東莞似乎是中國的罪不良示範，金錢主義、環境廢墟、貪汙腐敗、交通問題、污染、噪音、賣淫、不良駕駛、短視、壓力、掙紮以及混亂。如果你能在這裡闖出名堂，你到任何其他地方都會有成就。」比起狄更斯筆下「霧都」時代的倫敦，以及昔日黑幫猖獗的芝加哥來，東莞更加混沌、粗獷、雜亂無章乃至無法無天，但也擁有最多成功的機會。

如果要破解中國經濟崛起的秘密，就必須訪問東莞，甚至在東莞居住一段時間。張彤禾決定寫工廠女孩的故事，這群來自內陸農村的工廠女孩們托起的，不僅是東莞的「半邊天」，簡直就是中國七、八成的天空，她們付出青春和血汗生產出的各種「中國製造」的物品，充滿世界各國的商店和超市。張彤禾認為，講述中國的故事，必須關心普通人的命運，她引用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的一句話，「拿破崙軍隊裡一個下等兵的生命，比拿破崙的生命更重要」，這正是中國這個時期的寫照——當你以後回頭看看這些年，所有發生過的大事大概都比不上個人生命上的轉變。

張彤禾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系列報道，後來整理匯集成《工廠女孩》一書。書中寫到的工廠女孩，很多都曾在一家名叫裕元的工廠裡工作。裕元是一家來自台灣的鞋類代工工廠，擁有多家分廠，僱用數十萬工人，絕大多數都是民工。一九八九年，裕元在中國設立第一家工廠——這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那一年北京剛發生血腥的天安門屠殺，西方資金撤離中國，台資趁虛而入，迎來台商在中國發展的黃金時代，當然也結出今日養虎為患的後果。台資以及西方資本蜂擁到中國，究竟是賺翻天，還是被困在中國的迷宮中，需要放長歷史的視野才能給出終極答案。

穿鞋的人哪知道製鞋的人是誰？中國廉價又積極進取的勞力正適合發展勞動密集的製鞋業，中國在一九九零年底取代南韓成為全球製鞋業的龍頭。一雙慢跑鞋需要經過兩百雙手才能製造完成，裕元的員工有百分之八十都是女性，年齡大都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她們每年出產數十億雙運動鞋，創造中國經濟騰飛的奇跡，也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和生活方式。張彤禾筆下的工廠女孩，並非中國最卑微最貧困的人群，比起山西黑煤窯和東北重工業工廠中的勞動者，收入和勞動條件都好得多。而且，她們的要求與期盼，跟西方老闆試圖推行的保護勞工權益的進步價值並不一致：當耐吉和愛迪達等巨頭強迫裕元等代工企業改善勞工工作環境，改為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每個星期天休息時，反倒有許多工人因此而辭工，抱怨這樣的改變讓她們少了加班的薪水。

工廠女孩努力學習的是怎樣的「成功學」？

 在東莞，張彤禾認識了許多工廠女孩，看著她們學習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她們找工作，對抗上司，試著學習新的技能。最難能可貴的是，她們逐漸相信即使出身卑微，自己也很重要，一個工廠女孩在日記中寫道：「不要因為我們是個平凡的民工，就覺得自己是下等人。」

人人都夢想成功，工廠女孩們也不例外。她們不斷地更換工作，在不同領域的工廠、公司之間跳槽。儘管她們缺乏學歷、專業知識和技能，卻不缺乏野心和冒險精神。她們從普通的工廠女工開始，邁出在城市叢林的第一步，然後做傳銷、做採購，甚至爬到管理層。張彤禾不是專門挑選成功者來寫成勵志之書，但她筆下的兩個重點人物都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小敏過人的勇氣和韌性，春明則不斷追求快樂和生命的真義，她們對未來的抱負和挫折忍受力，也是中國民工的一般特質。」

日異月新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吸引了數千萬來自中西部的年輕農民工，也吸引了許多勵志演講者和各類型的管理大師。張彤禾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塊市場在最高峰時由從台灣來的經營大師獨佔鰲頭——這些在台灣已過時的「成功學」大師，在熱氣騰騰的珠江三角洲如魚得水、如日中天。這是台灣向中國輸出的又一種「軟實力」，不過這種「軟實力」並非優質文化，對於促進這些民工由傳統鄉村的農民轉型為現代公民毫無幫助，反倒成為另一種「洗腦術」。那些年裡，東莞的書店中擺滿了書名為《如何贏得友誼，產生影響力》、《如何停止擔憂，開始過生活》、《成為領導人的七個秘訣》等書籍。這些書籍讓農民工畫餅充饑、望梅止渴，顯然有助於當局「維穩」。

到了第二階段，中國本土的「成功學」大師應運而生。《工廠女孩》中寫到一位名叫丁遠峙的人物，他原來是湖北省的一名高中物理老師，一九八七年來到深圳，先是在學校教書，然後從卡內基的書受啟發，自己組建公共公司，銷售其「創作」的成功學著作。說是創作，其實是抄襲，他公開說：「我認為模仿非常重要，雖然大家經常討論創新的重要性，但是創新需要投入一大筆時間，也有很高的風險，幹嘛不乾脆就用那些已經證明可行或有用的東西呢？這就是模仿。」當張彤禾採訪他時，他拿著麥克·波特（Michael Porter）的《競爭優勢》一書說，他計畫總結波特的概念，然後轉化為更通俗易懂的版本，「以初中的文字程度寫成，這樣就算是工廠的工人也看得懂，民工需要心靈慰藉，他們需要知道成功是一件可能的事情，這些書讓他們得到莫大的安慰」。此前，丁遠峙寫的《方與圓》一書賣了六百萬本。在美國出生和長大的張彤禾當然知道保護智慧產權的概念，她的第一反應是：「這可是抄襲！」但丁遠峙不以為然。整個中國都是靠抄襲起家的，華為靠抄襲成為世界通訊產業的老大，阿裡巴巴靠賣假貨成為中國市值最高的公司，丁遠峙這樣的小人物怎麼會有道德上的不安呢？

比抄襲更可怕的是，這類成功學和成功學大師教人們靠投機取巧走上成功之路，理直氣壯地宣揚如何操控人性，無視道德操守、厚顏無恥。所謂成功學就是當代的厚黑學，那些剛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年輕女孩，在辛苦工作之餘，繳納高昂的學費去這類學校聽課，為自己「充電」，如饑似渴地吸取此類成功學的知識和理念，卻不知不覺地中毒。成功學變成了她們唯一的信仰及生活準則。

回不去的故鄉，卻因她們而改變

民工在中國已經有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歷史，來自農村的年輕人寧願在城市裡試試自己的運氣，也不想繼續當一個「修地球」的農人。但是，中國的戶籍制度造成的人生而不平等的格局，至今並未有根本改變。生在農村就是農民，就是在社會福利、教育和醫療條件上遠遠不如城市居民的二等公民。鄧小平時代比起毛澤東時代來唯一的一點進步，就是不再用嚴刑峻法將農民束縛到土地上，農民可以到城市打工，但農民很難成為城市居民。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沿海地區成為世界工廠，主要勞動力不是沿海地區的居民，而是來自中西部不發達地區的農民工。經濟貿易全球化帶來的衝擊，讓中國這個兩千年不變的農業社會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變化。這個變化發生在沿海地區，也發生在內陸鄉村。背井離鄉的農民工，每年春節都會風塵僕僕地回到家鄉，不管歸鄉的路途多麼艱難困苦。「每一個民工心中都有一顆指引方向的北極星，那就是他們在鄉下的家。」不過，短短幾天或十幾天的假期過後，他們再度離開，因為在家鄉沒有工作機會、掙不到錢。

張彤禾隨同小敏回湖北老家過春節，由此觀察到沿海和內陸、城市和農村的「兩個中國」的天壤之別。小敏對她說了兩句頗為經典的話，一句是：「家裡很好，但只能待幾天。」另一句是：「在城市住一陣子以後，你的思想會改變。」

小敏再也不會回到農村長住，工廠的宿舍雖然擁擠，但至少可以洗熱水澡——這在貧瘠的鄉村是一大奢望。她一回到家中，馬上想要改變家人。她的父親在早餐後點了一根煙，立刻被訓了一頓——你不該抽煙，你一定要漱口，不然牙齒都變黑了。她計畫買一台飲水機和一台洗衣機，在前院鋪上水泥地。鄉下地方習慣將垃圾丟一邊，也把煙頭隨處就扔，一口痰也就這麼往地上吐。小敏在弟弟妹妹的臥房門角落放了一個塑膠袋，命令他們要把垃圾丟進去。窮並不必然與骯髒聯繫起來。

對於人際關係，小敏也有全新的處理方式。她不願去叔叔家吃團圓飯，而是跟朋友去縣城逛街。母親對她的不禮貌非常不高興，但她辯解說：「是我對叔叔不禮貌，又不是我母親，是這件事應該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這顯然是城裡人的個人主義的思維方式，跟農村從家族、家庭出發的集體主義思維方式不一樣。她對村子裡的許多老人家不屑一顧，「他們老是想知道我賺多少錢？寄多少錢回家？這些都是我的私事。」農村是沒有隱私的，城市現代性的重要標誌是尊重個體的價值、個體的自由和個人的隱私。雖然民工沒有能力將農村變成城市，但他們至少給家鄉帶來若干物質和精神上的改變。

後來，小敏在工廠做銷售工作，能得到比薪水更多的回扣，可以匯更多的錢回家。由此，她在家中的地位步步高升，她成了全家最為權威的人，就連爸爸媽媽都必須聽從她的建議和安排。農村的父權和男權文化，因為工廠女孩經濟地位的迅速提升而被打破，權勢的轉移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悄然發生。這在過去是不可思議的——作為一家之主的父親，怎麼可能被二十出頭的女兒當面教訓呢？過去也曾外出打工卻失敗而歸的父親，安然接受女兒的批評和指揮。當小敏有能力為弟弟妹妹提供學費時，她希望送弟弟妹妹能考上大學——這樣才可能徹底地改變命運，從鄉下人變成真正的城市人。

她們不關心政治，但政治沒有放過她們

在本書附錄的作者訪談中，訪問者詢問說，為什麼關於政治分裂、抗爭、污染等話題，從未出現在書中？張彤禾回答說，她只是依循民工想要談的，而這些議題幾乎從未出現在談話中。

確實，工廠女孩幾乎不談政治，書中有幾個有趣的細節：小敏有一次問：「現在誰是毛澤東？」那是她對國家元首的形容，而她對當時的政治人物如江澤民和胡錦濤完全一無所知。她甚至以為江澤民已經死了。有一次，春明帶張彤禾到一家湖南餐廳，那裡有毛澤東的照片，她說照片中的人是一個詩人，他背棄傳統娶一個他深愛的女人。那是她對毛澤東的印象——一個浪漫的英雄。有任何一個德國人會如此描述希特勒嗎？

工廠女孩不關心政治（所謂國家大事）固然是事實，但政治並沒有放過她們。張彤禾作為一名在美國出生、長大且中文程度有限的華裔記者，顯然欠缺對中國政治的敏感度。政治影響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政治並沒有鬆手，只是有時更加隱蔽。比如，她如此描述在東莞的觀察：中國其他城市幾乎每個轉角就看得見政府機構，在這兒反而一個也沒有。人們公開賣假文憑，冒牌的肯德雞、宜家家居和萬豪酒店並未受到政府查處。但張彤禾不知道的是，東莞跟中國的其他城市一樣，政府通過無所不在的攝像頭和電子消費系統嚴密地監控著所有人的一舉一動。如果有十個民工上街遊行示威，員警絕對在五分鐘內趕到並將所有人抓走，抗議者不會受到文明及合法的對待。

在農民工打工的工廠中，無論該工廠是外資還是本地的民營企業，政府都會像黑社會一樣收取一定數額的「保護費」，政府則會確保這些工廠都不會建立獨立的工會或幫助其建立「偽工會」（實際上是黨組織的延伸）。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不可能通過工會與資方談判薪資、福利和勞動安全等問題，這反倒讓中國在全球化競爭中擁有了優勢，也就是中國學者秦暉所說的「低人權優勢」。由此，中國將無數貪婪的西方企業鎖定在中國——因為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像中國這樣人力充沛且工人無權抗爭的國家。

張彤禾在小敏的家鄉湖北武穴的小村子裡觀察到，這裡沒有人看報紙或是電視新聞，這裡也幾乎看不出政府的存在。她沒有看到過一個政府官員，法律在村裡好像也沒有多大的權力。政府實行一胎化政策已多年，但家家戶戶都有幾個小孩，村長家甚至有七個小孩。這些情況當然是真的，但張彤禾只是短暫來此兩天的訪客，無從瞭解表像下的潛流：中國有嚴格的戶籍制度，超生的孩子必須繳納一定數量的罰款才能上戶口，即便是村長也不例外。相比於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中共是第一個實現政權的毛細血管滲透到鄉村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鄉村統治的黑社會化、黑道與紅道的互為表裡，比美國學者杜贊奇研究的抗戰前後中國農村權力的「內卷化」要嚴重得多。中國學者黃海在《灰地：紅鎮「混混」研究》一書中指出，中國鄉村的傳統道德和情感已經失效，鄉村一旦有衝突發生，事情的解決最終還是靠實力，這種實力要不就是金錢，要不就是暴力。沒有實力，那就靠面子和關係來擺平問題。沒有面子和關係，那就收買實力。中國農村權力的流氓化表現為，所謂「越軌力量」會在某種程度上有意主動向政府靠攏，與政府合流，共同操縱鄉村的秩序和權威，從而進一步成長為鄉村秩序結構中的結構性力量。

農民工不談政治、對政治極度無知，是出於冷漠和恐懼，因為談了也沒有用，談了反而會讓自己陷入危險境地。張彤禾發現：「我在書中提到的中國人對自己的個人遭遇和磨難通常保持緘默。」沉默並不意味著沒有憤怒和哀傷，如魯迅所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張彤禾書中的主人公們，大都順利渡過了二零零八年金融海嘯的難關，中國政府數萬億投資救市，以及全球生產和消費鏈條迅速復甦，使得工廠女孩很快重新找到了新工作。然而，她們能順利渡過二零二零年武漢肺炎疫情的衝擊，以及「中國與世界脫鉤、世界與中國脫鉤」的難關嗎？二零二零年中國工廠女孩的故事，或許可以寫成一本更加精彩的續集。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