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醫界對健保署八月準備施行的自費醫材上限一案，發出強烈抨擊，力道之大，連蔡英文總統都表關切。

最後，在陳時中部長斡旋下，宣布暫緩實施，再繼續與醫界進行溝通。

對健保署來說，可能覺得很委屈。

過去秉持相同的治理邏輯，對藥材方面的價格規限，也順利通過（不是沒有反對聲浪，醫界抨擊此一作法讓台灣拿不到好藥，讓部分好的藥退出台灣市場）。怎麼這次輪到醫材，醫界的反應如此劇烈？

全民健保的核心精神之一就是以量制價、總量管控。

除非再次推動修改全民健保的施行精神與規則，否則，只要此一核心原則不變，信奉此一原則的公民團體與政府部門合作之下，未來應該還會有更多引爆醫界或民間不滿的法案推出。

全民健保的深層辯論，本文力有未逮，暫且擱置。

本文想談的是，在台灣，各種法案的推動，其實背後有不同利益團體在對政府進行遊說。某個版本的法案勝出，代表的是某個遊說團體成功讓政府相關單位採納其論述。

然而，有些議題領域的遊說團體，彼此之間的實力懸殊，好比說環保議題中財團支持的遊說團體與缺錢缺人的環保團體，誰更有心力與資金去對政府進行遊說，不言可喻。

若法案的推動全都按照目前的做法（遊說團體向政府相關部門提案、召開公聽會，取得產業共識後對社會大眾公布，取得民意支持後交付立法院進行修法），說實話，到頭來還是對資本雄厚或長期耕耘政府關係的遊說團體較為有利。

最近高雄順利完成罷免投票，再次展現了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也是民主法治成熟度更上一層樓的象徵。

我認為，未來政府應該逐步將非人權議題等重大爭議法案的最後表決權，交付社會，人民有直接對非人權議題的重大爭議法案進行表態的權利，想通過法案的遊說團體，必須向整個社會進行遊說。

現行的狀況是，某些遊說團體長期耕耘政府關係，甚至根本變相成為政府部門的民間智庫或政策意見徵詢對象。然而，這些遊說團體只代表該領域的部分聲音而非全貌。

以我熟悉的出版業來說，政府相關部門總是只跟某幾位意見領袖徵詢意見，其他的意見就容易被疏遠或忽略，以至於推動出版相關政策時，總是偏向某些聲音而忽視其他聲音。

也就是說，很可能政府部門在擬訂某一政策草案之初，所能獲得的專業意見或社會輿論聲音就不夠全面。從一開始就在不知覺間陷入某種偏頗，若再加上政府部門原本也有自己的偏好立場或施政方針，兩派人馬很難不會合流，排除了其他聲音。

瑞士一年舉辦四次公投，法案從倡議到公投有一連串的行政程序要走，大小事均可付諸公投。

現階段的台灣或許還無法事事都讓人民進行公投，但是，牽扯重大爭議或重大利益的非人權議題法案，我認為應該讓人民的集體意志決定，遊說團體不能只專攻少數政府部門或立法委員的遊說工作就可以，必須將整個議題交付社會討論，相信公民意志與群眾智慧。

當然，對於法案該如何設計投票的文字必須精確規定，不能再出現像2018年那次，靠著玩弄修辭技巧，混淆投票人理解力的方法偷渡過關。

我相信長期來說，想要深化台灣民主，讓人民更關心公共事務，公投的常態化是必須要走的路。讓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全部常態化，進入國民日常生活的一環。

民主是主權在民，卻也不是投完票就把國家大小事都丟給政府部門處理。如果真的這樣做，最後只會讓懂得遊說政府部門接受自己法案的利益團體從中得利，公民必須更務實的聯合起來，支持跟自己主張意見一致的公民團體，使其有足夠的力量與政府部門和其他不同立場的利益團體斡旋，制衡特定利益團體。

與自己相關的政策的立場，說到底只能自己守護，如果自己放棄了遊說政府採納自家立場的權利，很可能就是由支持其他政策立場的利益團體勝出。

民主國家的各項政策的具體執行方案，是各方勢力的辯論折衝下的結果。若放棄進入協商機制，很可能就是其他人全盤端走！

太陽花學運之後，民間發起的零時政府等公民聯合組織，在本次防疫工作上也發揮了不少助益，相信若也能在施政論辯的公開透明化與公投的常態化上著墨深耕，會是台灣社會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