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發大財為名，為因全球化轉型不成功而經濟衰退的高雄人吶喊上台的韓市長，卻也因為沒能在兩年內做好經濟振興工作快速被罷免下台。市民對於喊口號的政治人物越來越殘忍，可能是未來市長候選人最大的警惕。

韓市長最大的問題，應該是他以巨大的經濟口號上台，應當以同樣規模的主題經濟振興計畫來回應，卻在上台之後埋首於例行性市政建設，且在還沒建立口碑的建設成果之前就轉向總統選舉，以至於沒能有效回應市民們被港市經濟衰退長達二十年而呈現的飢渴狀態。可能未來補選的市長需要注意這件事的優先性。

其實，我們常提及和讚頌的「台灣經濟奇蹟」，它的繁榮地點除了首都台北之外，真正的經濟重鎮就在高雄。當年的高雄加工出口區和高雄港進出口貨運量是亞洲港口前三名，遠洋航運通達世界，以歐美為首的東亞新國際分工生產節點就在高雄，甚至通過經濟奇蹟致富的有錢人也都在高雄，那是令老高雄人懷念的經濟盛世。

然而，當全球經濟大規模變遷，中國以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崛起後，取代了台灣在新國際分工中的區域角色，導致產業大規模外移，才造成高雄的衰退。本來在李登輝時期的亞太營運中心政策，重新定位台灣作為中國發達區旁的「轉運港」角色，企圖重新定位高雄港的功能，沒想到因為當時政黨初歷正常輪替執政，昔日反對黨初掌中央政權而氣勢正盛，政治上侷限在冷戰意識形態的認識論，沒能及時轉型趨向區域合作，以至於轉運中心的功能因為與中國政治對立而失敗，高雄港遂被新加坡所取代而沒落了長達二十多年。

回首來時路，或許未來的高雄市長應當要有新的全球區域視野，用新世界重視區域合作和城際網絡合作的觀念來治理城市，重新回復亞洲區域內部的第二次新國際分工，爭取亞洲盛世區域中的新角色才對。

平心而論，過去十二年陳菊政府的城市建設和都市設計水平是很不錯的，包括: 建立城市捷運系統、清理長年惡臭的愛河整治問題、建立大規模綠化的都市公園系統、以及圖書館、美術館、電影館、博物館、展覽館等各式文化經濟建設等，至今都是被市民稱頌的建設成果。陳菊團隊因應全球化轉型的策略是比較消極的「擴大城市基礎建設」，這個策略老實說只回應了全球轉型中關於「文化觀光市場」這個項目的競爭而已，但他們跳過了全球競爭中最關鍵的產業環境、轉型升級和全球生產網絡的連結和競爭，才會導致雖然市政建設很漂亮，但人民卻因產業衰退而越趨貧窮化。

而本來期待文化建設能吸引文化觀光人潮，卻也因政治上又搞兩岸對立，導致陸客被大幅限縮，文化建設未能引起預期中的人潮。這些過去陳菊政府施政的優缺點，需要在新市長補選時被認真地檢討和改進。留下好的建設，徹底改變不夠完善的全球化策略，才會使城市更進步。

過去藍綠市長的競爭，多半建立在昔日的政治意識形態之爭、人權債務與恩怨、地方派系分合等，但是整個世界因為中美兩大經濟體的整合之後，亞洲地區經濟已經從冷戰市場轉為統一化區域市場了，我們的政黨競爭卻仍侷限在冷戰認識論障礙之中，因而未能積極地針對台灣或高雄這些脫落的生產網絡進行重新鑲嵌與連結新世界生產網絡的工作。甚至，未能解除冷戰思考模式，像新加坡那樣鬆綁昔日的反共觀點中的冷戰區隔，善用新的華人全球市場來做東亞國家的經濟轉型升級的工作，是過去藍綠市長競爭與世界經濟脫鉤的問題所在。導致了一種奇怪的島內悶鍋之戰：不管誰當選市長，高雄一樣衰退，一樣窮。以上關於城市經濟如何重新回到全球生產網絡和城際合作網絡的軌道上，正是未來高雄新市長最大的挑戰。

甚至，高雄應當以南韓如何善用「文化財」來救亡圖存的發展策略為參照，徹底改變過去十大建設時期擔負了台灣重工業和環境污染的角色，轉向新時代的文化創意經濟，翻轉南北不均等分工，重建高雄做為文化創意經濟時代的文化重鎮。2000年過後，南韓改變了文化保護政策立場，改以文化資本作為全球競爭的主力，結合國營企業的充裕資金來做為文化經濟的領頭羊，很快地就在亞洲市場中闖出文化市場規模，並在二十年之內創建了南韓影視經濟的奇蹟，甚至回過頭來創造了新的首爾城市文化地景。高雄一年有三百天以上的好天氣，本來就是極佳的影視拍攝與生產地點，他應該要好好利用這些利基來發展新型態的產業，以更積極的態度來創造新的產業網絡與基礎。

最後，筆者想提及讓韓市長和陳市長都很頭痛的「市政財務危機」。他造成了韓市長上任後施展不開的困境，也造成陳市長被批評的市政缺失。但是筆者要說一句公道話，事實上當今的城市政府瀕臨破產和財務危機幾乎是全世界都一樣，主要是因為全球化之後財團容易逃稅，再者是為了文化觀光競爭而紛紛擴大城市建設經費，這都導致了城市政府很容易破產或嚴重赤字預算。也因此，當代的全球城市治理中，如何增加政府財務收入本來就是重要的治理課題。

這個財務開源的挑戰，曾造就了新加坡的政府財源創新，南韓文化經濟發展中的公私部門合作，甚至造成中國地方政府(如: 浙江省)善用官股與私股合作開發創投公司來介入觀光建設投資之制度創新。總之，對發展型國家來說，欠銀行很多錢或赤字預算不是大問題，真正關鍵的問題是你的發展停滯，導致了還款能力和資金循環的停滯。而高雄的發展停滯主要就是與全球生產網絡斷線所引起的，這才是未來市長需要積極處理的課題。

雖然筆者並不贊成濫用公民罷免權，破壞民主代議制本身的設計，然而，或許罷免市長之後，正是徹底檢討高雄市政未來領航者到底需要處理甚麼城市全球化危機、產業網絡脫落危機、以及全球城市系統中該如何因應危機的最佳時刻。總結來說，以高雄為例，未來的市長需要改變過去市長在治理城市時僵硬的「冷戰認識論」或「政治對立論」，應改以「全球城際網絡合作論」來進行治理，在區域網絡中成為節點城市，才能掌握高雄在新亞洲經濟盛世區域中的新角色。

美國加州大學城市研究學派學者曾針對當代全球資本如何著床城市提出一種新的觀念，就是他們修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的分析，過度競爭的資本體系本身最終會有系統性的危機與死亡，但經過高科技元素的介入，它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體制可通過危機而不斷地復活和創新。這被稱為「資本再結構理論」，看見資本體系猶如變形金剛，可以不斷地更新與重建，並深深地影響了全球體系中城市的治理原則。

換言之，當今城市的治理正是該著重如何加入新的科技和市場元素，讓城市中的資本與生產體系可以一直不斷地復活與創新，以維繫城市經濟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對高雄市而言，那就是雖然上一次的盛世經濟在一連串不合時宜的政治意識形態對立中被切斷了，但治理者必須有能力看見下一次資本再結構的契機，尤其是經濟學家們預測的亞洲科技經濟體新盛世來臨，包括：中國南方城市深圳為首的科技製造業、西部大開發中的重慶科技園區生產線、一帶一路被整合進來的印度等，已被整合進入國家計劃型經濟的「粵港澳大灣區」，屆時，高雄必須拋開政治對立，積極加入下一波亞洲區域科技經濟體之整合，才能像變形金剛般地，從脫落與破碎的零件中重新整合成為一新時代的巨人。

高雄市長補選之戰，這是政黨的江山重建，也是經濟振興的江湖重整，不管誰當選，我們衷心希望高雄的明天會更好。

※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城市規劃博士候選人／政治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