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屍登場，廢國鬼蜮

討論中國議題，先要從韓國電影《喪屍列車》和美國電視劇《冰與火之歌》說起，因為中國是一個比小說和神話還要離奇的國家，尤其是習近平時代的中國。

韓國電影《喪屍列車》講的是韓國突然爆發一場喪屍病毒危機，所有被喪屍追咬的人，都會在瞬間變成喪屍。一輛列車上，喪屍病毒迅速蔓延，人人為求自保，使盡各式各樣的方法逃生，盡顯人性陰暗面。電影中，比病毒更可怕的是居然是政府：政府三番五次地透過電視廣播，要求民眾「別擔心，請相信政府」，向國民發放虛假消息，說這只是一場反政府的民眾叛變，人市民一定要相信政府有能力駕馭事態發展。然而，事態愈來愈失控，喪屍很快控制了整個國家。

在美國電視劇《冰與火之歌》中，最邪惡的勢力是異鬼大軍。夜王率領異鬼，異鬼又驅趕屍鬼。異鬼如同夜王手下的將領，每個異鬼都領導一支小規模的屍鬼軍隊，而所有異鬼的力量都來源於夜王。夜王瀟灑振臂，千百屍鬼隨之復蘇，死去的戰友瞬間倒戈為敵，人類的反抗越激烈，異鬼軍團越壯大。老奶媽告訴孩子：「在一片黑暗中，異鬼降臨人間，他們是冰冷與死亡的怪獸，痛恨鋼鐵、烈火和陽光，以及所有流淌著溫熱血液的生命。他們騎著蒼白的死馬，率領死人組成的軍隊，橫掃農村、城市和王國，殺死成千上萬的英雄和士兵。人類的劍無法阻止他們前進，老幼婦孺也難逃魔掌。他們在結冰的森林裡追捕少女，用人類嬰兒的肉來飼養手下的死靈僕役。」

兩個故事宛如關於中國的預言。習近平是毛屍登場，習思想與毛主義一脈相承。即便沒有新興冠狀病毒肆虐，在習近平治下，中國亦已淪為廢國鬼蜮。小說家賈平凹寫過一本洛陽紙貴的「色情小說」——《廢都》，如果說西安是中國的廢都，那麼中國就是世界的廢國；這一次新型冠狀病毒之災，武漢是中國的災區，中國則是世界的災區。當我說出這個真相時，有一名由夜王習近平驅使的中國五毛屍鬼跑到我的臉書上來威脅說，「要去挖你的祖墳」。五毛屍鬼不知道，我早已脫離了中國人「祖先崇拜」的「口腔期」，我早已「因真理，得自由」，難道會害怕這樣的恐嚇？

繼《中國教父習近平》和《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之後，我完成了「習近平三部曲」之終結篇《習近平：喪屍治國》。隨著習近平的統治越發暴虐，我對習近平和習近平政權的批判越發尖銳。這名中共開明派元老李銳所說的「小學生」，原本不值得我在八年間用三本書、一百萬字、一千五百頁篇幅來分析和解剖；然而，我不得不在他身上耗費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唯有如此，才能與中共耗費數百億美金的「大外宣」抗衡，才能一雪與習近平同處一個時代的恥辱。

習近平是「習面毛心」之夜王，我在書中對其畫皮畫骨。習近平是由馬克思、毛澤東、商鞅和希特勒四種「特殊材料」形塑而成的「四不像」，「習近平主義」則是由法西斯主義與中國大一統天朝史觀激盪而成的新極權主義。

此前，中國官方對習近平個人崇拜的行銷力度過猛，引發社會各階層反彈。於是，當局的宣傳方式稍作調整。如同古代的皇帝常常作出親民言行並大肆宣揚，習近平的形象設計師們也力圖將習塑造成「富有同情心的獨裁者」。官媒在一篇報道中描述，自一九六零年代以來，習近平先後四次落淚。這篇文章要將習塑造成一個對家人、朋友、普通人和模範官員很有感情的人。此舉以「人性化」的方式刻畫習近平，卻依然是習建立個人崇拜的廣泛努力的一部分——《紐約時報》評論說，這種努力超出毛澤東之後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受到的歌頌。

習近平的眼淚，是鰐魚的眼淚。我的文字卻要讓習近平像《皇帝的新衣》中皇帝一樣，赤身裸體於大庭廣眾之中。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訪問過很多叱吒風雲的大人物——鄧小平、格達費、季辛吉……這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後來都哀嘆說，法拉奇的文字發表之後，世人對其評價直線下降，他們想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如今，我無法面對面地訪問習近平，卻要仿效法拉奇直搗獨裁者邪惡本性的做法，讓《習近平：喪屍治國》一書成為習近平變本加厲的造神運動的解毒劑。

不是反腐，乃是權鬥

在本書中，我從「反腐」、「集權」、「鎮壓」、「爭霸」四個面向入手，一步步逼進習近平政權的本質，並抽絲剝繭地發掘出習近平的三大野心或目標。

首先，在中共統治階層內部，習近平以反腐為名掀起政治清洗，成功改寫了文革之後中共逐漸形成的政治局常委的「寡頭統治」（中共御用學者胡鞍鋼所謂之「集體總統制」）模式，一步步地回歸毛時代的個人獨裁、皇帝專制、朝綱獨斷、定於一尊。

習近平在王岐山輔助下掀起的反腐運動，獲得不少憧憬明君的中國臣民大聲喝彩，也讓西方某些霧裡看花的中國問題專家對其刮目相看。實際上，習近平的反腐只是整肅政敵的一種手段，在一黨獨裁的體制下，哪個高官能避免腐敗？誰又能清除如牛皮癬般四處滋生的腐敗？

為什麼說習近平的反腐是權鬥呢？原因有三。第一，迄今為止，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所打擊的對象，如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全部是平民子弟出身的官僚，而沒有一個是跟他背景相似的太子黨。唯一垮臺的太子黨成員薄熙來，是其得力助手王立軍與之決裂之後，為了保命而遁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成為全球媒體聚焦的大新聞，讓中共顏面盡失。在紙包不住火的情形下，胡溫才將薄熙來拿下。習近平當然樂意看到這個結果，但他不會主動對其他太子黨下手——只要向其表忠心，如陳雲家族、李鵬家族、王震家族，無論如何富可敵國、如何臭名昭著，習近平仍給予庇護和優容。

第二，腐敗官僚落馬之後留下的空缺，立即由習近平嫡系人馬佔據，特別是石油、煤炭、鐵道、電信等國民經濟命脈以及軍事、安全等強力部門。習的嫡系人馬，未必比落馬貪官擁有更高尚的人格和更清廉的品質，他們很快蛻變為吸骨吮髓的新貪官。習在福建和浙江任職期間結識的一幫下屬，政績和名聲並不佳，獲得提拔只是因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習本人及其家族，亦不比被其清洗的敵對派系更乾淨。在「巴拿馬文件」中，習近平姐夫的名字赫然在列。習近平沒有大義滅親，反倒嚴密封鎖資訊，在中國的網絡上連「姐夫」也成為禁止搜索的「超級敏感詞」。

第三，習式反腐運動，並非遵循憲法和法律，而是讓中紀委這個現代「錦衣衛」，以「雙規」（「在規定時間、規定地點交代問題」）這一「家法」來執行。貪官不值得同情，但反貪過程中法治的敗壞卻讓人憂慮，習近平對法治的踐踏堪比毛澤東。比如，前國家能源局副局長許永盛，在法庭上當庭喊冤否認指控，並稱其供訴和親筆供詞，「是遭到刑訊逼供，辦案人員以其妻子和兒子要脅，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違心做出的」。又如，四川省省長魏宏突然「失聯」，連同僚都不知其下落。二十天之後，中紀委才在網站上宣佈，魏宏因涉嫌嚴重違紀，正在「反省思過」。在民主國家，高級官員不可能如此人間蒸發。這種運動式反腐，不可能讓中國邁向法治和廉政。

官方的反腐宣傳，每一次都弄巧成拙。二零二零年一月，中國央視開播反腐電視專題片《國家監察》，安排落馬的「老虎」們現身說法。片中披露，貴州省省委常委、副省長王曉光家中有一間房子堆滿茅臺酒，數量高達四千多瓶，很多都是年份悠久的天價茅臺。落馬前，王曉光覺得家裡名酒太多不安全，他把年份茅臺酒分批倒入家裡的下水道。看到王曉光彎著腰在衛生間裡倒這些酒，他的妻子感歎：「扔也扔不掉，喝也喝不了，送也送不完，倒也倒不盡，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就在專題片開播時，一個二十四歲的貴州貧困女大學生吳花燕去世了，她在因病去世時，體重僅有四十三斤。為了照顧生病的弟弟，她生活十分節儉，從來不吃早飯，一天只花兩元錢，常常自帶糟辣椒下白飯。長期吃不飽讓她營養不良，身體越來越差，頭發狂掉，眉毛掉光。病重住院後，醫生說患上了嚴重的心臟瓣膜損傷。號稱消滅貧困、實現小康的習近平政權對這樣的「低端人口」不聞不問，官方慈善機構居然吞掉吳花燕四十萬的民間救助捐款。杜甫說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居然在習近平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真實發生，真是「厲害了，你的國」。

「冠狀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聽黨話」

習近平的第二個野心或目標是：在經濟上，加速「國進民退」（實際上是「黨（太子黨）有經濟」）；在政治上，加速「秦始皇加希特勒」的「文革化」；在社會控制上，以維穩為核心，用傳統員警和數位天網來摧毀蓬勃發展的民間社會，締造出由「無所不能的國家」和「原子化的個體」二元結構的國家主義帝國。這是一個「冠狀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聽黨話」的「美麗新世界」。

習近平仇視人類文明、反對普世價值，要回頭走毛式原教旨主義之路。他選擇重點出擊的三大目標，即媒體、非政府組織（NGO）和宗教團體。

習近平政權對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打壓，達到文革之後的最高峰。即便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鄧小平主導的「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及一九八九年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之後的思想輿論控制，都沒有如此全面和徹底。習近平做到了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認為任何人也做不到的事情——像把果凍釘在墻上那樣把互聯網「管起來」。一方面，習近平以笑面虎的形象，模仿毛澤東在反右運動前夕「引蛇出洞」的策略：習近平在北京網路安全和資訊化工作座談上表示，領導幹部要常上網，瞭解民意，要對廣大網友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對於網上善意批評，不僅要歡迎，而且要認真研究和吸取。另一方面，當局對異議言論的打壓卻絲毫不手軟。此次新型冠狀病毒防疫失控，轉折點即為警方傳喚恐嚇八名最早說出真相的民眾（其中多人是工作在一線的醫生）。有綱民憤怒地譴責說：「如果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各種資訊就能充分流動，真偽就能在第一時間辨識，壞事、惡事就能被控於萌芽，整個社會就不會被中共草木皆兵、報喜不報憂的恐懼與維穩體制所綁架，武漢八先知就不會『被造謠』並關押，肺炎之害就不會鬧到今天不可收拾的地步。整個疫情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

非政府組織也迎來了動輒得咎的嚴冬。中國全國人大批准《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在嚴厲打壓國內NGO之後，又將一道緊箍咒強加於境外NGO頭上。根據此新法，在沒有任何犯罪指控的情況下，境外NGO人士隨時可能遭到警方約談、被勒令停止活動或被列入黑名單。境外NGO的資金來源和財政收支，將受到嚴格審查。這是習近平向普丁學的權謀術——普丁看到NGO與民主化之關聯性，遂用嚴刑峻法消滅NGO，防止「顏色革命」。習近平也先下手為強，在各類NGO尚未對公民社會發揮更巨大影響力之際，讓NGO成為PNGO（即黨控NGO）。這種打壓公民社會、公共空間和民間組織的做法，固然讓習近平的「治理」變得更加容易，卻讓中國社會失去了自發性和自救能力，如經濟學家何清漣所說：「經濟和社會壟斷造成資源集中於政府手中，遇到大災難時民間缺乏自助與互助機制。」此次，疫區的種種怪現狀都與這一國家政策有關。比如，因為要隔離一個被感染的父親，腦癱的孩子被留在家裏，無人照顧，幾天後慘死。對此，學者艾曉明評論說：「腦癱孩子之死就像一個隱喻，預示在這種極度的隔絕下會發生什麽樣的悲劇。……如果我們對武漢、對武漢人的隔絕，到了某一個程度，我們每個人的結局都可能是這個腦癱孩子。」

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打壓和宗教改造，也是毛時代之後前所未有的。習近平有意識地扶持佛教、儒教、媽祖、關公等「建制宗教」和「民俗宗教」，打壓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和藏傳佛教。習近平的嫡系官員夏寶龍在浙江拆毀教堂和十字架，儼然是一場新義和團運動。習近平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必須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強化黨的執政基礎這個根本，必須堅持政教分離，堅持宗教不得幹預行政、司法、教育等國家職能實施，堅持政府依法對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習近平抓捕王怡牧師並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等判以九年重刑，以殺雞儆猴的方式向數千萬中國基督徒傳遞一個信號——你們只能信仰習近平之下的上帝，不能信仰習近平之上的上帝，否則王怡就是前車之鑒。香港學者、神學院教授邢福增指出，習近平的「法治化」，只不過是「姓黨」或「黨性」的工具。「政教分離」是「有中國特色的政教分離」，即是全面防範宗教組織及宗教進入社會公共領域，卻為黨國藉「依法對涉及國家利於和社會公共利益」為名管理宗教事務及宗教關係，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政治理據。

當媒體、非政府組織、宗教團體統統「姓黨」之後，公民社會退化爲臣民社會，習近平就可黃袍加身、稱霸世界了。

千古一帝，全球洗腦

習近平的第三個夢想或目標，乃是重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直接挑戰二戰之後、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建帝制時代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體制」。由此，他本人成為千古一帝，享受萬國來朝之輝煌。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不是鄧小平具有點石成金的本領，也不是中國人有多麼「勤勞勇敢」，而是搭上了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順風車，用美國總統川普的話來說，乃是美國「重建」了中國。這個說法並不誇張，可中國死不承認這一事實。自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讓中共嘗到「萬國來朝」的榮耀之後，二零一二年習近平登基，更是一飛沖天，試圖另起爐灶，另建鐵軌，一帶一路，取美代之。

習近平對美國和西方恩將仇報，其怨恨之深，與毛澤東不相上下。日前，中共喉舌《求是》雜誌發表了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的一篇講話：「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總是企圖讓我們党改旗易幟、改名換姓，其要害就是企圖讓我們丟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丟掉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而我們有些人甚至黨內有的同志卻沒有看清這裡面暗藏的玄機，認為西方『普世價值』經過了幾百年，為什麼不能認同？西方一些政治話語為什麼不能借用？接受了我們也不會有什麼大的損失，為什麼非要擰著來？有的人奉西方理論、西方話語為金科玉律，不知不覺成了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吹鼓手。」他偏偏忘記了，馬克思主義也是從西方而來的、極端現代主義的「舶來品」。

中國不惜巨資收買若干與之同質的獨裁國家，滲透並操控諸多國際組織，進而以「大外宣」進行史上規模最大的「全球洗腦」。二零一六年，習近平指示中國政府「只要有讀者、只要有觀眾的地方，都是我們的宣傳必須觸及到的角落」。美國通過《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之後，中國政府點名並制裁多個國際人權組織。其中之一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日前發表了一份題為《北京的全球擴音器》報告，列舉中國自二零一七年以來，透過外交官、官媒、紅色資本、滲透等等策略，強力重塑國際媒體對中國的敘事方式，藉此美化中國的形象。「自由之家」更指出，中國利用「大外宣」計畫，擴張全球影響力，在國際創造親中輿論環境，為中國共產黨牟取政治利益。其利用的手法，包括成立中資「假外媒」、以廣告方式在知名外媒刊登為中國讚聲的新聞內容、與海外新聞機構合作製作節目、直接免費提供中國官媒製作的影片、買下小型外媒等。若干久負盛名的國際級媒體的中文網站首先淪陷，如BBC中文網、《紐約時報》中文網、《金融時報》中文網、德國之聲中文網等，它們儼然就是《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的英國版、美國版和德國版。中國似乎一夜之間成為「另類全球化」的領頭羊。

然而，黃袍加身卻穿不暖，金鑾寶座偏偏坐不穩，「機關算盡太聰明，反送了卿卿性命」。習近平橫衝直撞，讓西方民主國家意外地從蘇聯東歐變色之後「歷史的終結」的沉睡中驚醒。習近平強迫香港特區政府通過堪比「二十三條國安法」的「送中條例」，反倒激發出香港自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以「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為旨歸的公民抗命運動，本土乃至獨立的思想如驚濤拍岸；習近平對台灣磨刀霍霍，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反倒拖累其佈置在國民黨的代理人韓國瑜的選情，讓蔡英文走出低谷、大獲全勝；習近平的航母計畫和「以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的豪言壯語，讓美國朝野兩黨、三大權力機構（行政、立法和司法）全都意識到一個比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和蘇俄更邪惡的敵人已站在門口，於是不僅限於貿易的中美貿易戰硝煙四起，「屠龍」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

四面楚歌之下，中共正進入一個不可遏制的衰退期。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指出，中共的衰落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大概是十至十五年。「中共的衰落並非是週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它並非來自於經濟，而是政體。」親自駕駛喪屍列車奪路狂奔的習近平，即將迎來車毀人亡的那一刻。（本文為余杰所著《習近平喪屍治國》一書自序）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