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見雜誌》是我二十多年前來到台灣時必定訂閱的雜誌之一，包括我曾短時間在另一家與《遠見雜誌》的競爭刊物工作時期，也從未停止。近年來閱讀習慣更改為線上閱讀，遠見的文章仍然會不時進入我的瀏覽篇目中。說《遠見》是台灣的一個優秀品牌並不過分。

但並不是所有的優秀品牌就擁有絕對至高無上的權威，《遠見雜誌》對於台灣地方縣市政府的評鑑行之多年，相信出發點是為了鞭策和鼓勵各縣市的行政績效，也相信一定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二十多年來，多位在台灣人民眼中很有問題的地方首長被《遠見雜誌》評為五星級縣市長，自然引起了很多人的質疑。尤其，在《遠見雜誌》上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縣市政府刊登的政策、政令以及政務自我宣傳的廣告，這就讓人進一步懷疑，《遠見雜誌》的評鑑是否與這些廣告的投放有關係。

曾經在《遠見雜誌》工作過的媒體人楊索女士對此在自己的臉書上提出了公開的質疑，其實他的質疑還並不是針對《遠見雜誌》，而是對於喜歡拿《遠見雜誌》封的五星級縣長身份炫耀的原台東縣長黃健庭做出嘲諷——不要以為拿納稅人的錢買來的這個評鑑是個多麼光榮的事情。這樣一篇臉書貼文自然也就順道批判了《遠見雜誌》是那個賣評鑑的媒體。對此，《遠見雜誌》發出了罕見的強烈聲明，自清之外，宣布一定會對楊索女士提出告訴。

《遠見雜誌》的這一聲明引起了相當強烈的反響，多位媒體人、文化人表達了對楊索女士的聲援以及對於《遠見雜誌》興訟的譴責，我以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的身份在自己的臉書上也發表了聲明，表達了對於《遠見雜誌》的強烈譴責。我在聲明中寫道：『 對於《遠見雜誌》以訴訟手段恐嚇對其內容提出質疑、挑戰以及批判的聲音，完全背離開放社會中大眾媒體應具備的基本倫理與羞恥心，謹此嚴厲譴責。歡迎一併提告！』

我進一步質疑：「《遠見》在聲明中承認自己會去爭取政府的廣告，那怎麼還可以同時辦所謂縣市長評比？或者反過來說也一樣，評論並頒獎給五星級縣市長的媒體，怎麼可以去爭取政府廣告投放？這一點基本的媒體及商業倫理都沒有，還大言不慚公開聲明？還興訟恐嚇批判者？」

無論《遠見雜誌》是否最終決定興起訴訟，我都希望台灣社會以及可能面對這一訴訟的法官思考下面幾個問題。

《遠見雜誌》做為大眾媒體更應該了解什麼是可受公評之事。楊索女士所提出的質疑固然有可能傷害到《遠見雜誌》的公信力以及聲譽，但是，對於政府作出評鑑的大眾媒體的公信力以及聲譽本來就應該是可受公評之事，怎可不容置疑？難道《遠見雜誌》在過去所做出來的各種報導之中，甚至就是在那些地方縣市政府評鑑的文章之中，沒有對這些政府以及政治人物的公信力和聲譽有所質疑和批判嗎？ 這些政府的聲譽和公信力應該沒有那麼不容置疑，不容詆毀吧？ 

《遠見雜誌》在自己的聲明中表示會依法參加政府編列的廣告預算招標，但同時強調自己的廣告業務部與編輯部完全區隔，先不說《遠見雜誌》有沒有真正做到完全區隔以善盡媒體道德規範本來就是一個可以被質疑的事項，就算《遠見雜誌》做到了，也堅持這一媒體倫理，請問這些爭先恐後投放廣告的地方縣市政府確定知道自己投放的廣告預算與評鑑沒有關係嗎？這一問題的答案，讀者一定有自己的判斷，也就是說，這又是一個可受公評之事。

台灣在無國界記者組織所作的新聞自由度評比之中一直是亞洲的名列前茅國家，這是因為經過包括《遠見雜誌》在內的媒體與社會各界多年的努力，政府對於新聞自由不僅不再壓制，而且通過各種機制與法律給與保護，但台灣的新聞自由仍然在全世界落在四十名前後，還有很大進步空間，最大的問題一直是Boardroom 與 Newsroom之間，業務部與編輯部之間缺乏那堵神聖的高牆。

《遠見雜誌》的公信力和聲譽，顯然他們是很珍惜的，我相信當初創辦《遠見雜誌》的高希均博士也一定非常珍惜。 但如果真的對於自己的聲譽如此珍惜， 在做縣市地方縣市政府評鑑的時候本該斷然拒絕這些相關單位的廣告投放，這樣一定可以給《遠見雜誌》帶來崇高的聲譽；如果有人提出批判和質疑，本該放下身段，表達虛心接受和檢討， 而不是用訴訟來恫嚇這些質疑、挑戰和批判的聲音。高希均博士也許作為一位已經離開管理團隊的發起人，不願對於今天《遠見》團隊再有指點，但作為受人尊敬的公共知識分子和與《遠見》品牌有直接關係的現任董事長，我很期盼聽到他的聲音。

倘若《遠見雜誌》一心興訟，我謹在此再一次公開重複我在臉書聲明之中表達的立場：我已經轉發了楊索女士臉書上的貼文，符合《遠見》雜誌中聲明中所說，『對於任何散布楊索女士該篇文章之人，《遠見》也將一併提告。』請《遠見雜誌》連我一併提告。我非常希望，如同聲援楊索女士的另一位媒體人顏擇雅女士所說，這一訴訟能夠成為讓台灣社會對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進行充分辯論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訴訟，如果我是被告人之一，將倍感榮幸。

※作者為維吾爾人、無國界記者組織榮譽董事／落籍台灣中國民運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