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笑話的簡版大致如此。

飛機失事，三人漂流荒島，只剩下罐頭維生。大家都不知道怎麼開罐頭。其中一個是化學家說，我們可以馬上生火，溫度會讓氣體壓力打開罐頭。另一個物理學家說，我們只要把罐頭拋到多高，物體降下來的力量，就足以打開罐頭了。最後經濟學家說，假設有個開罐器。

這笑話其實深刻的闡明經濟學作為假說的特質。

假說歸假說，在闡明現實世界上，有時相當有力。如寇斯先假設交易成本為零時，任何法規範都是有效率的。然後，導出有效率的法規範特色，要盡量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理論後來拿了好幾個諾貝爾獎。

有力歸有力，我們總不能混淆經濟學只是假設的特質，將其誤以為真。

很遺憾的，基於舊情綿綿，我翻了高中南一版第四冊公民，講經濟學的。哇！竟然無此意識，將經濟學講的都當成真的。如一開始就視看不見的手為真。也把GDP當真。然後，更是用交易成本理論來合法化機票超賣，或產業排放汙染等等。

這真是糟糕。我們對高中教育的經濟學課本太不重視了。它們甚至對於其學科特性與限制，所知不多。

沒有不可見的手

經濟學裡一個不可說的秘密，是其實找不到那隻不可的手。為了尋找那隻無形手，經濟學者奮鬥了一個世紀，終於在1970年代獲得結論：沒有道理相信市場機制，在不可見的手引導下，會走向optimal equilibrium，或甚至是任何平衡。不過，這訊息似乎未曾滲透到台灣高中公民教育的實作來。因為我隨意翻閱了兩三個版本，都相信那隻不可見的手，甚至試圖用課文來證明它。（南一版）

當然，資本主義神話在承平時期或許還可自圓其說的認為那隻無形手存在。可是一遇到經濟危機，如1994年的墨西哥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歐洲大債 和現在的武漢肺炎襲擊，沒有國家會袖手不管，去相信那隻不可見的手自然會帶給我們健康而充滿活力的經濟平衡。

亞當斯密在1776年國富論中，以非常曖昧的隱喻提到不可見的手一次。那本書的主要貢獻也在於討論分工會帶來更大的效率，而非市場機制。市場機制確實有其自然自由（ natural liberty ）。如銀行放款利率都超過5%的話，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同業聚會就忙著討論如何抬高售價。錢會流入資本利得者之手，而導致作工的人愚蠢而無知到不大像一個人會選擇成為的樣子。體制無以為繼，終至於崩潰。

為此，1870年代有群經濟學家為了證明不可見的手存在，努力建構general equilibrium模式。他們希望證明，透過市場機制，個體追逐私利，公司忙著極大化利潤的情況下，會讓經濟走向一個穩定與效率極大化的平衡。

1874年，Leon Walras，瑞士洛桑大學的經濟學家，在其Elements of Pure Economics一書中，認為他已經成功證明了。不過，其他經濟學同儕卻認為他的模式差遠了。一直到1954年，史丹佛大學的Kenneth Arrow在耶魯的Cowles Commission發展出法典式的general equilubrium模式。為此，他們後來還獲得諾貝爾獎。在假設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會找到一組價格讓供需價格平衡。然而，卻從來沒有人能證明會有一隻不可見的手確實會讓市場機制走向完全競爭那麼高的層度。

1960年，耶魯的Herbert Scarf證明Arrow-Debreu經濟模式是不平衡的，無法穩定循環。圖像愈來愈黯淡。1970年代，Debreu在自己也是共同作者的一篇文章中說：我們沒理由相信，會有力量讓市場走向平衡。（ We have no good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re are forces which lead the economy to equilibrium.）或許我們可以用工程類比此窘境，現實中我們永遠找不到永動的熱機，操作完美的carnot cycle。

不可見的手，將市場視為客機，在整個航程中一直平穩飛行，只是在遇到亂流時，會稍微偏離。可是到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所發展出來的general equilibriun模型，告訴我們市場比較像戰鬥機，總是會失控，聲爆連連，讓電腦導航系統無法持續校正其航行以避免災難。

或許有些經濟學家無法認同市場戰鬥機類比，但幾乎沒有人會認為所謂的general equilibrium是平衡的。Equilibrium這字眼本身會誤導，因為它所描述的情境本身是不平衡的，不管是在一般英文或是在工程學科裡的用法皆然。

經濟equilibrium，這字眼讓經濟學家自愚愚人，也愚弄了台灣高中公民教科書的某些作者。

GDP指標的神話

GDP只是一種指標，無法代表一個地方真實的經濟狀況。它像把一隻青蛙擠進火材盒。如果因此，我們就認為青蛙長得像火柴盒，那就不妙了。

GDP指標的發明人，Simon Kuznets自己也承認，該指標無法呈現福祉（ wellbeing ）。近七十年來，台灣尤其混淆了這兩者的區別。我們幾乎是不計任何代價的追求經濟成長率。沒想到在此GDP成長下，所付出的社會資本。

GDP只是個粗糙的指標。它或許可以表示，在某段時間，我們製造了多少晶片，有多少樂團演出和寬頻網路的基礎建設擴展了多少。可是在指標成長的華麗外衣下，它隱藏了台灣成為塑膠島、重金屬汙染和黑心食品的樂園代價。

Simon Kuznets自己也認為GDP，只加不減，是重大缺陷。當我們的經濟活動，造成福祉浩劫時，GDP要改成減法的。目前從全球GDP指標來看，北韓核彈和醫院病床或蘋果派，很荒謬的將其所造成的經濟效益等同視之。

GDP無法反映真實。如我們看OECD提供的數據來看，近五十年來，瑞士經濟成長率一直低迷，每年成長不到百分之二。相對的，中國表現良好，幾乎每年都以兩位數的方式躍進。可是，我們如果看環境指標，瑞士全球排名第一。中國在整個評比的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20。

GDP指標建立在許多假設之上。

它是製造業為中心的思維。GDP對服務業的算法很不精確。如果你的飛行安全改善了，GDP不會注意的。可是如果你摔飛機了，那就需要造另一架飛機，會促成GDP的成長。如果你飯店的服務與食品安全與品質提高了，GDP也不大會算。可是如果集體食物中毒，需要住院急救，引發一系列經濟活動。GDP指標會說你表現得很好。

它假設大就是好。電影《活著》表現中國追逐GDP成長的無奈說：小雞長大了變成鵝，鵝長大了變成羊，羊長大了變成牛。牛長大了變成共產黨。中國災難有部分就是追逐GDP成長，追逐大就是好。實際上，現實世界，如果財務單位愈來愈大，銀行愈來愈大，Banker年薪愈來愈高，那反而意味著金融危機的來臨。如果醫療服務愈來愈膨脹，過度醫療化，那不見得意味醫療品質愈來愈好。如這次武漢肺炎，美國人均醫療支出比台灣多了好幾倍，可是他們因應此高度傳染疾病的醫療福祉，反而遠遠比不上台灣。

它往往只看到金融交易，無論實質內容。在歐洲計算GDP會納入海洛英交易和召妓服務。可是卻對於真正造成社會福祉的志工服務、家務辛勞和照護親屬老人，視若無睹。

一個只懂加法、不懂減法，一個建立在許多假設基礎上的粗糙指標，已經到了該大修特了，因為無法反映人民真實生活的實際狀況。

交易成本理論的限制

交易成本理論來自於寇斯漂亮的思想實驗。

首先假設，如果交易成本為零的話，那麼所有法規範都是有效率的。接著進一步推導，也就是有效率的法規範，必須盡量降低交易成本。寇斯如此簡明的思想實驗，開啟法律的經濟分析之門。提醒我們注意，任何法規範背後所隱藏的交易成本。

不過，此理論有其限制。

首先，它只注重如何把餅做大，而不管如何分配餅。

譬如說，如果一家工廠汙染了下游一家洗衣店使用的河水。我們有兩種不同的法規範：令工廠停止污染，或是補償洗衣店。如果某款汽車的設計問題導致在某些情況下駕駛相當危險解決方法是要求廠商召回有問題的汽車，並賠償已經受到傷害的駕駛人。

傳統法學思維認為：「A對B造成傷害，我們必須決定的是：應該如何約束A？」寇斯提出另一種思維方式：「我們真正必須決定的是：應該容許A傷害B，還是容許B傷害A？重點是避免比較嚴重的傷害。」如何把餅做大，顯然也是個法規範的關鍵問題，但之前不會有經濟學家提出。法律不應該只是關注正義而已。沒有經濟意識的法規範，很容易違反比例原則，拿大砲打小鳥。所以，法官波斯納(Richard Posner)評論交易成本理論說：「寇斯活生生地證明了分析顯而易見的事物需要非凡的頭腦。」

假設我們暫時不管正義法感，只關注餅如何做大，那麼否容許一家公司排放污染，「與決定一塊田地應該種小麥還是大麥沒有差別。」也就是說，最重要的是總產出或價值最大化。可是有關正義和分配的問題呢? 他說那不在他的問題範疇內：「我對律師或法律教育沒有興趣。」

問題是，世界上真有法律體制可以不進行正義一場思辨之旅的嗎？討問法規範，怎麼可能不討論如何分配才符合人類正義法感呢？

其次，他也假設人總是趨利避害，可以透過法規範操控的，但實際上人性很複雜。

1993年初，瑞士政府想選一個地方建（低放射性）核廢料儲置場。沃芬希森 （Wolfenschiessen）這個住了600戶人家的瑞士小村莊是潛在地點之一。

當局訪問300名居民，每次訪問長達一小時，問他們如果政府提供財務補償，換取居民同意在當地建核廢料儲置場，他們覺得如何。提出財務補償的構想之後，支持在當地儲置核廢料的人減少超過一半。拒絕金錢補償的人有83%表示，拒絕收錢是因為他們是不可賄賂的。

以色列海法一些日間托兒中心引進罰款措施，希望阻止家長太晚來接走小孩，結果是更多家長遲到。一如那些瑞士村民，海法的家長認為當局提供財務誘因是試圖收買他們而非說服他們。遲到有一個確定的「價格」之後，那些家長就將罰款當成一種收費－只要繳了這筆錢，他們就有權晚一些來接自己的孩子。

諸如此類的證據令經濟學家感到震驚，其實心理學界早就知道，提供財務誘因可能適得其反。明確的財務誘因反而可能會讓內在動機被「排擠出去」。

這種內在動機往往包含一種道德義務或責任感。在許多行業，如工作本身的重要性強烈激勵護士、 醫師和教師等等。其內在動機可能因為雇主引進笨拙的財務誘因而遭破壞。如在波士頓消防部門的主管注意到：消防員較常於週一和週五請病假。他因此實施每年病假不得超過十五天的嚴格規定，超過者扣薪水。結果令人震驚：那年聖誕節和新年期間，請病假的人次增加了九倍。

如果我們過度信奉交易成本理論，認為自己像木偶一樣不由自主，做什麼都是背後的操控者決定的。我們會收回合作、 忠誠與奉獻。如此，可以想像的，「人人都有一個價」，在台灣高中公民教育現場，會成為一種共業。

我們真要每個人都被標價，那真是我們所樂於接受的假設嗎？

最後，交易成本理論假設萬事萬物都可共量化。

以推動交易成本理論著稱的芝加哥大學社會研究大樓的正面刻著：「如果無法測量，你的知識是無法令人滿意的。」經濟學家對此的理解是：沒錯，數字有其缺陷，但有數字總好過沒數字。

不過，最不芝加哥的芝加哥經濟學家奈特就沒那麼樂觀，因為他重視不可測量的完全不確定性。他認為那句碑文等同容許經濟學家得出這樣的結論：「哦，好吧，如果你無法測量，那就隨便測量吧。」

換言之，很多事情都無法簡化，共量，甚至是無法計算的。如用交易成本來合法化飛機座位超賣，不講信用的商業實作，那就很可笑。超賣機票，會損失商譽。長遠來講，一般而言，終是危害。所有交易成本運算模型，都要看你設定的尺度。一般為簡化，只能限定在很小範圍。變因設定也很少。甚至對於人的預期也不考慮，更不用說，政策所造成的疊代效應所導致的社會風氣了。

人的預期會超越規範之上的。如尼采所說的，人是超人（overman）。如果有上帝存在，祂將為人所超越。會被人超越的就不是上帝。所以上帝已死。上帝已死，那麼操作交易成本的經濟模型，又怎麼可能是真實的，艮古常新呢? 加入人的預期，加入長遠的疊代效應，再好的經濟模型都只能是短暫的假設而已。

實際一點來說，不講誠信的商業實作，長遠來講往往是錯的。因為這會讓社會契約崩潰。現階段高中公民課本真不適合教學生，為了賺更多錢不講誠信、排放汙染都是對的。

總之，經濟學說只是一種假設。它頂多就只是像熱力學中的Carnot Cycle，一個理想化的系統。我們或許可以試著逼近此系統，看看我們能逼近到甚麼程度。在Carnot心中或許認為實際熱機的理想運轉就該成為Carnot Cycle一樣。可是在熱力學之後，Carnot Cycle就只是一個抽象的存在，現實中永遠找不到，也永遠辦不到的想像。在經濟學家眼中，或許會有完美的市場機制，會有將所有交易成本都考慮進去的經濟模型，會有一個完美指標呈現某地方的經濟活動特質。但實際上，他們都只是抽象性的存在，都只是假說。面對假說，我們隨時都該注意其與現實偏離的狀況，留意其限制，而不是囫圇吞棗的完全吞下。　

如果高中教授經濟學，卻不反思抽象與現實，假說與實際上的不同，那就只是洗腦，而不是篤實而有光輝的教育。

※作者為台中一中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