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全球右翼回潮，特別是川普上臺後，中文圈內的自由派（建基於共同反對中國模式反對專制）討論語境已頗顯分裂，而近來因美國黑人佛洛德被白人員警錯殺所引起的BLM抗議運動更似一催化劑，點燃了左翼自由主義者與宗教右翼們對各自認為的價值詮釋的動力。（左翼自由主義與宗教右翼只是就著種族性別歧視，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等議題大致上持兩種價值取向的自由主義者的劃分，具體的政治光譜決不簡化於此）

美國抗議人群紛紛推倒歷史上涉及種族中心主義的白人領袖之際，曾獲十項奧斯卡大獎的經典電影《亂世佳人》突然被美國HBO下架，原因是該電影被認為具有美化奴役黑人的內容，在中國大陸媒體輿論場無疑掀起熱議。需知道，作為對中國商業大片遲遲落後的反動，《亂世佳人》不知曾為多少七十八十甚至九十後崇拜以好萊塢模式為主的西方工業文明的所謂啟蒙之作，遍看電影及其原著小說也成為不少人學英文的途徑。

對電影中敢愛敢恨的才子佳人式套路曾經迷戀並至今依然投以懷舊美好觀影的回顧（從沒反思過故事發生的背景），此等追慕「已完成」的西方現代文明者不全然是鼓吹美國燈塔論，支持川普作為大救主將美國文化重溯回以耶教文明為中心的福音派狂熱士，有趣的是不少中國民族主義者在這類政治正確問題上也與其合謀，在這次BLM運動中共用了「美國也搞文革」這一敘述話語。

文革，毫無疑問已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入屋的權力符號工具，無論左派右派官方都不吝惜其操縱濫用，紛紛擾擾的標籤已令其在當今中文輿論場上極易滋生語言腐敗。（除了這次中文圈對BLM運動評價外，試回憶下去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大陸民眾如何接收有限消息然後民意如何被自發操控認其「類似文革搞事」的）作為商業公司的決定，電影下架是為了往後補充說明性內容，近年西方類似的政治正確氛圍有時雖嫌過火，追求形式上的快感兼反智，但難以置疑的是背後其動力系對今天依然到處可見的種族性別歧視，追求單一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堅持批判，與當年中國受領導高層挑動，利用民眾對官僚階層的日益不滿，發動其追求不斷打破權力的實質暴力空洞膨脹感之「文化革命」不可同語。

如同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時美國黑人的狂歡，黑人教授像孩子一樣幼稚和狂熱，飛到華盛頓去參加就職演說，但是這以後到底在什麼意義上，問題獲得了改變和解決？同理，決絕於有關與進步價值為悖的歷史內容，追求對其強力閉塞的遺忘，又在什麼意義上問題得到了改善？德里達在《論文字學》中提出過一個奠定瞭解構主義理論基礎的概念，「under erasure」，「擦抹」，「under erasure」與「erasure」有著重要而微妙的區別，它不像「erasure」那樣意指一種極端革命性的舉動，而是意味著一種情形，直接的理解就是置於一種刪除之下，處於一種遊動狀態，處於既要被擦除但又未被擦除的張力之中，就如擦去黑板上的文字但又留有可以辨認的痕跡。作為一種自我批判的原則，德里達繼承海德格爾寫給榮格名為《論存在問題》的信中把「存在」一詞打上「X」的討論。

出於對傳統形而上學重視」存在者」而遺忘了「存在」的傳統反叛，海德格爾此舉意指消除把「存在」看成自給自足的習慣，在這裡，「存在」的本義與「存在」一詞，所指與能指之間出現了斷裂，對「存在」的追問只能在既依賴於語言，但同時又在被道說時悄然離去中得以一瞥。

中文圈宗教右翼者將「Black Lives Matter」翻譯成「黑人命貴」，是為凸顯該運動的荒謬。（湯森路透）

不同於海德格爾力求把語言從「具有穩定的起源」這個假像中解放出來，恢復所指具有的超越能指的那些凸顯邏輯意指有限性的含義，最終可復蘇世界的原初語言以拯救哲學，德里達認為能指與所指之間的偏離是語言的本來狀況，指意的結構能夠起作用並不是因為符號的兩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同一性，而是因為他們之間的差異關係，語言是一個差異化的場所，也是一個擦抹的場所，所指始終缺場，只留下他的「蹤跡」。蹤跡的出現和不斷擦抹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德里達所說的「書寫」過程，是其「延異」「替補」等概念的形象講法，最終針對的是整個在場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即追求最接近所指，最接近精神和內在的真理的「內在的聲音」（蘇格拉底論而不述）與文字符號（黑格爾貶斥象形文字而褒揚語音文字）。

今日面對不可一世的，公然提倡白人耶教文明至上的霸權意識形態，我們要做的難道不只是一些文化符號上的「大拒絕」,更重要在於向其批判理論學習，面對僵硬的意識形態系統，對之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否定，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對舊有系統的依賴和一定程度的保留，因為舊有系統既是應針對的物件，也是一切賴以產生和存在的前提及土壤，我們只有直面它，才能在存在論的意義上使問題得以解決。實在的一個想像，人們不必急於推倒哥倫布雕像，不必洩憤毀壞親中的商家店鋪（香港），而是在承認這些事物存在的層面上對其進行藝術的反叛（例如塗鴉），如解構，並置的行為務必使刺激人們從對其固有符號意義的失落中戰慄，將舊有符號系統帶入到豐富的生活世界「在」起來。

今日，「遺忘」「正視」等詞都出現在一些宗教右翼者的話語中，「白左數典忘祖，忘記了耶教文明是美國立國根基」，「黑人基因天生缺陷，發展不出也模仿不了高等文明」。左翼自由主義者如果與之辯論，一開頭就圍繞「已完成」的「文明偉論」，那無非也跌入了對應的閉塞中。對於原教旨市場主義，三權分立憲法保障權利的形式自由狂熱追隨者來講，是沒有真正追問與考察系統性的種族資本主義歧視的意願和能力的。

二十世紀以來黑人社區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被不斷剝奪，造就了黑人社區的貧困，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進入新自由主義時代後，下層黑人成為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最大犧牲者，黑人社區貧困和治安問題迅速被激化，都源由美國社會和制度中的系統性歧視，例如雷根時期曾以毒品戰爭的名義實行嚴刑峻法，按照1986年的反毒品濫用法（Anti-Drug Abuse Act），同樣被判處五年以上刑期，塊狀可卡因（crack）的判刑標準為5克，粉狀可卡因的判刑標準為500克；同樣是十年以上刑期，塊狀可卡因的判刑標準是50克，粉狀可卡因則是5公斤。

國會在毫無任何科學根據的基礎上，聲稱塊狀可卡因比粉狀可卡因更危險有害；但其實二者的唯一差異在於，塊狀可卡因由於雜物多、純度低而價格便宜，其主要受眾為街頭貧困黑人，而粉狀可卡因由於純度較高、價格昂貴，所以主要受眾為中產階級白人學生。儘管黑人與白人持有或吸食可卡因的比例大致相當，但由於二者在量刑標準上存在1：100的差距，致使黑人大量因為持有可卡因而入獄，而中產白人卻可以毫無顧忌地吸食可卡因而不擔心面臨牢獄之災。（關於司法種族主義，員警暴力的分析詳見林垚博士的文章）

如是者，這次中文圈宗教右翼者就「Black Lives Matter」翻譯成「黑人命貴」以顯該運動的荒謬，其實只能盡現其深受美國霸權意識形態背後形式邏輯與形式自由的思考桎梏。按他們認為的「標準」邏輯而言，「Black Lives Matter，What About Others？」那麼，在醫生急救中為什麼首先去搶救危重病人，按邏輯講所有的病人都應搶救。而現實生活中，醫生搶救又並不完全依賴較客觀的資料診斷哪個病人病情危重些，最終的判斷多少受病人顯露的病態影響，也就是在一個受難者的面容前，理智計算不得不顯其蒼白。如果真要講起「西方文明」「現代文明」這些話語，我們寄望的難道不是一個動態的發生嗎，一個不斷擦抹不斷有蹤跡可現的書寫歷程，一種認真聆聽受難者，不辜負每個人的內在經驗，不易將其編碼化的繼續批判文化。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