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國安法通過後，「一國兩制」基本上已經宣告走入歷史。川普也因此於14日正式簽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並制裁「破壞香港民主」的人士或官員。但回顧中國過去的談判行為，《中英聯合聲明》被當成「僅供參考」並不是太意外的事情。香港之今日，恐怕早就在中共的規劃之中。

中國談判行為四階段

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在1995年曾出版一份關於中國談判行為的報告。雖然這份報告是依據1967-1984年中美的交鋒所撰寫，但是時至今日，仍有諸多值得借鑑。

報告作者索樂文（Richard Solomon，曾任美國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駐菲律賓大使）指出中國的談判行為可分為四個階段：

開場（Opening Moves）：建議「友誼關係」，而條件是必須接受中國的政治原則，一旦接受則會被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共對友華人士的正式用語）。此階段主要是在試探對手願意為對華關係承諾到什麼程度，實際上中國經常在談判後期撇開政治原則不談。

評估時期（Period of Assessment）：鋪墊完「關係」之後，中國會開始巧妙地建立對自己有利的談判環境（例如塑造國內外的輿論），並測試對手的底線和耐心。如果對手不願意繼續遵循中國設定的議程，那麼就是傷害和中國的友誼，中國亦能藉此施壓談判對手使其就範。

終局（End Game）：中國在確保對方的立場，以及談判協議不會危害到中國的政治原則之後，便會展現彈性，在細節上作出讓步，以盡快達成協議。

執行（Implementation）：協議簽署後，中國會要求對方恪守協議內容（例如中美三公報），一旦違背就是在挑戰和中國的關係。然而，如果是中國自己無法遵守，那麼中國則會要求對方「基於友誼」體諒中國的難處，並將責任推給對方。換言之，對中國而言，談判達成的協議不過是一個測試國際關係的過程，既沒有強制力，也不是什麼永遠的承諾。

從始至終，整場談判乃至之後的執行階段都在中國的計算之下。中國不會著眼於協議本身帶來的利益，而是更加「程序導向」（process-oriented），透過建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來控制談判節奏、施壓對方，這層關係甚至在談判結束後也能被當作籌碼使用。時至今日，中國的談判行為仍能看到這套策略的影子。

而香港，正是中國縝密的談判策略的犧牲者。

中共慣用的談判策略​

1984年中國在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時，最在意的是廢除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以及貫徹一中原則。讓英國在大方向上同意，是中國的首要目標。起初，英國並不願意廢除條約，但在中國堅持下（若破局將單方面解決香港問題），英國不得不讓步，將包含新界、九龍地區一併歸還。在談判過程中，中國很快察覺到，英國並無意為了香港承擔和中國開戰的風險，而是致力於和中國建立更加穩固的關係。一旦確保了中英的「友誼」，接下來一切都好談。

知道英國的底線之後，中共也很快作出退讓。鄧小平隨後拋出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時任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也表示認同鄧小平的構想。許多人批評，當年英國沒有讓香港公民自決，又近乎無條件式地把香港歸還給中國，無疑是一種投降行為；其結果是只換得「五十年不變」等毫無保障的承諾。但實際上，對於強調意識形態統一的中共而言，喊出「一國兩制」已然是很大的讓步。對中共而言，國家的言論思想、民族政策、教育等，都是必須緊抓在中央手上的。允諾香港擁有自己的民意機關、媒體、教育、出版業等，完全不合中共的統治原則。很明顯地，「一國兩制」一方面是一種實驗性的政策，是中共在測試到底能給香港（或其他特別行政區）多少自治權；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為了獲取英國、香港市民，以及國際社會的信任，以盡快簽署合約，並讓香港回歸「一個中國」。

從1997年香港回歸到今天，也就是索樂文所說的第四階段，我們看到中共在執行面上如何把《中英聯合聲明》當成工具性的手段在使用。中共最想要的終究是讓「香港屬於中國」成為鐵則，而過去30年的鋪墊也確實讓中共達到了這個目的。國際社會如今只會撻伐中共迫害香港的自治和人權，但絕不會有國家質疑香港屬於中國的事實。一旦主要目的達成了，協議其餘的內容也沒什麼遵守的必要，撕毀「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可謂輕而易舉。而多年以來中國累積的實力與政治資本，更是讓中國毀約的行為能夠安全下莊。我們很難說，這一切不是中共一開始就如此計畫著。

再者，一國兩制從根本上就很難長久運行。一國兩制說穿了就是中國版的聯邦制。雖然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被賦予高於聯邦制的自治權，但國家再怎麼分權，終究有個界線：中共不可能放任任何一個地方政權出現脫離中國和反共的思想或行為。當香港反中情緒不斷升溫，港民開始追求「真普選」，「反送中運動」也昇華成「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中共中央不可能不介入。實際上，港版國安法最為人詬病的並不是法案本身的內容，防範叛亂份子本就是中央政府的權責，關鍵在於它嚴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中讓香港自治的承諾。時至今日，中共若不把權宜性的「一國兩制」送入歷史，那走入歷史的恐怕就是「一中原則」。

不管是當年中英兩國之間的談判，或是後續對香港市民自治的承諾，都不過是中共慣用談判策略中的一環。建立關係、作勢讓步、贏取信任，當一切成熟後，再把該獲得的利益盡括囊中，完成「養、套、殺」。

回不去的「一國兩制」

那麼，國際對中國或香港政府的制裁會有用嗎？答案恐怕是很難。相比於中國的核心政治原則，一份毫無強制力的國際聲明根本不值一提。中國官方也早已將《中英聯合聲明》定調為「歷史文件」，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就已經失效。換言之，香港的自治權必須按中共的遊戲規則玩。不論國際社會如何制裁，中共大方向的政策已經不可能改變。假設中共真的願意讓步，接下來的劇本也只會和因應美國制裁天安門事件一般，象徵性地釋放幾名政治犯、減少對國外記者的限制、適度放寬言論自由，或是拿其他條件來換取撤銷制裁，但要中共徹底改善人權或實施民主化，根本是天方夜譚。

不論是從索樂文的報告，還是從香港的經驗，台灣必須了解，和中國打交道需要額外的謹慎。中國擅長塑造有利於自己的談判環境，且總是考量著長時間乃至於數十年的長遠規劃。若低估中國的談判策略，輕易認同中國的政治原則，只會一步錯、步步錯，最終只剩按著中國遊戲規則玩的一條路。切莫忘記，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第一句直白地寫下雙方「…滿意地回顧了兩國政府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恐怕早已預示著香港今天的命運。

※作者現就讀於美國喬治城大學衝突解決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