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民選總統之所以往往變成超級大總統，有兩項關鍵的因素：第一、20多年前修憲時拿掉國會的閣揆同意權，這導致閣揆的權力來源全來自總統，必須聽命於總統，甚至變成總統幕僚長。第二、總統往往也是執政黨黨主席，後者可直接管轄號令常常是國會多數黨的黨籍立委，造成總統可完全左右立法院，破壞了憲法上的權力分立。關於前者，或可視為台灣從傾向內閣制的憲體，在引進總統直選、往總統制傾斜後不得不的調整；但關於後者，卻是總統透過非制度性的兼職，直接破壞現行的憲政體制。

其實，並不是每一位總統都喜歡兼任黨主席的。例如馬英九，他在2008年選上總統後，讓當時的國民黨主席吳伯雄繼續擔任主席，他樂得「依憲法規定退居第二線」，但八八風災後民怨四起，抨擊他是「宅男總統」，於是只好在2009年開始兼任黨主席。蔡英文在2016年剛當選之際也一度猶豫要不要兼任黨主席，後來是在身旁幕僚苦勸她「可能會被架空」，最後才勉予兼任。

有趣的是，歷任台灣民選總統兼任黨主席的下場都不好。李登輝交出政權時，正是總統兼任黨主席；陳水扁兩度兼任，兩次都因為民進黨立委選舉結果不如理想而辭去黨主席；馬英九兼國民黨主席超過五年，算是近三任民選總統最完整且最久的，不過也因為2014年的縣市長選舉兵敗山倒，而被迫辭去職務。至於蔡英文，2018年的九合一大選選得灰頭土臉而倉皇去職，多數人應該都還記憶猶新。

儘管下場不好，但我們的民選總統卻前仆後繼地兼任執政黨主席，這也有兩項原因：第一、總統兼任黨主席是要弱化黨機器進而駕馭黨機器，避免執政黨內鬥干預總統及行政部門；第二、兼任黨主席可以直接號令從政黨員（尤其是立委），免去總統很多的溝通成本。

對蔡英文而言，上述兩項說法的感受尤為深刻。2018年她被迫卸下黨主席之後，就因為「所託非人」，導致在總統初選過程中感受到比大選更強烈的威脅，讓她驚魂未定，甚至一度思考要以總統之尊「沒收」初選。其次，在進入自己的第二任期後，蔡英文將直接面對民進黨內暗潮洶湧的黨內接班問題，若無黨主席的身份介入協調，稍一不慎，她更有提早跛腳之虞。

不過，為何一個已經可以全權任命行政院長，握有行政權的總統，仍覺得必須充分掌控立法院，才能有效地運作這個國家？與其說上述作法是要「節省」總統治理國家的溝通成本，何不說這是民主政治下，總統本來就應該耗費的溝通成本？這種總攬大權的思維其實是與憲政主義、節制權力相違背。

一年前的民進黨總統初選提早激發了蔡英文團隊的士氣與戰力，也有效地團結了民進黨，比起當時耽溺於韓流風潮的國民黨，其實是一場極為成功的初選；事後論功行賞當時始終保持中立的「卓羅體制」都來不及了，怎會還有人在大勝國民黨之後想要「追懲戰犯」？以此作為蔡英文現時必須兼任黨主席，以消弭黨內歧見的理由更是荒唐。

在引進總統直選機制後，台灣的憲政體制已經毫無懸念地往總統制傾斜。既是總統制，就不應該再保留行政與立法合一的內閣制精神，而應該想盡辦法弱化政黨在政府運作上的角色，走向三權分立。若想要指揮行政院時是總統，等到要號令立法院時又變成執政黨主席，隨意在兩項職位之間不斷換軌，權力分立精神將破壞殆盡。本社評四年前曾主張用制訂《總統職權行使法》不許總統兼任黨主席，專欄作家范疇日前認為可以在《政黨法》裡限制兼任，都是立法院該思考的修法方向。

比起四年前誠惶誠恐地當上總統，接下黨主席職務，如今，蔡英文已擁有史上最高民選總統得票數，加上迄今施政滿意度仍維持高檔，更應該有勇氣抗拒兼任黨主席的權力誘惑。用總統不兼任黨主席的憲政慣例來補足現行《憲法》的闕漏，這比起蔡英文宣示一百遍的修憲主張更有號召力，也是她作為總統，為自己留下歷史定位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