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下旬，國民黨兩岸新論述在選舉接連的失利的背景下出爐，新論述以堅持中華民國主權、保障自由民主人權、維護台海安全優先、創造雙贏共享繁榮的「四大支柱」取代原本的「九二共識」，另外言及推動兩岸人權協議、兩岸軍事防止意外機制等要點，折射出國民黨革除積弊的意願。縱觀新論述本身和外界反應，國民黨存在多重困境，每一組矛盾之間環環相扣，改革也處於進退維谷的困局當中。

買辦群體私利和政黨組織生命存續

一個月來圍繞新論述中另尋「九二共識」替代方案的傾向，黨內大老與中國方面對表達了形形色色的不滿，從任期開局時中共方面的降格表態，到新論述的口水戰，今日江啟臣之困局更甚於2012年大選失利後蔡英文。本次重整路線再出發的新論述受阻，涉及重新檢討九二共識這一「通關密碼」兼「票房毒藥」，最大的阻礙便是黨內積習已久的買辦扈從群體。青壯派的江啟臣由於根基尚淺，時間有限，難以強勢領導「百年老店」和長袖善舞的大老們，黨內文化和結構制約了革新的步調，即便是方向正確的論述調整也意外激起黨內路線的激烈論戰，「長於內鬥拙於改革」的惡質文化可見一斑，反映出國民黨的第一重困境，即買辦群體私利和黨派組織生命存續的矛盾，買辦扈從群體抱殘守缺讓政黨陷入的支持度自我流失的怪圈，更讓外界在觀感上減分，強化國民黨暮氣沉沉的印象，遑論和主流民意、年輕世代建立聯結。

經歷接連的挫敗，國民黨認識到親中形象是票房毒藥，急於拿掉這一標簽，年初發布的《輔選工作檢討》中便寫明「兩岸論述未能掌握話語權，無法因應當下變局」，危機倒逼改革，最先拿來開刀的便是從定海神針到緊箍咒的「九二共識」，在補選活動期間，江啟臣也坦承「九二共識顯得過時、欠缺彈性，也逐漸流失民眾信任」，新論述裡，國民黨主要指責民進黨偷換概念（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對中國壓縮概念空間（九二共識是一中原則）的指責反倒居其次，又由於九二共識廿載來已和國民黨深度綁定，改革勢必觸動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在黨內和中國方面引發反彈，他們認為替換「九二共識」翻轉了國民黨既有的優勢和兩岸交流的「通關密碼」，和認為不存在「九二共識」並主張以民主程序建立的新共識取代之的民進黨相差不大，批駁新論述「開錯藥方抓錯藥」，質疑為「小綠」、「拾人牙慧」。

另一個方面來看，在兩岸情勢緊張加劇，中國放棄香港一國兩制對台灣垂範作用的當下，「九二共識」作為事後追認的口頭諒解和各說各話的模糊策略，本身處於不穩定狀態，去年元旦習五點定調中國側的一中原則就清楚地宣示了「九二共識」沒有各表的空間，即便江主席任內蕭規曹隨，中國超越政黨輪替直接對台統戰的策略調整下，國民黨的地位依然尷尬。質言之，民意不斷流失的國民黨在中國統戰布局中的價值日益低落，中國對台統戰方針也越來越不以國民黨的路線為轉移，本質上中國對國民黨並非全然信任與支持，視其為「獨台」偏安者而非統一的積極推動者。

現在國民黨的論述調整陷入不改革則民意存量不斷流失，改革則陷入和民進黨雷同，對中間選民的吸引力又不及民進黨的兩難境地當中，輿論壓力下改弦更張可能回縮成老調重彈，這是第二重「區隔於民進黨和尋回競爭力」的矛盾。其實，民進黨的論述廿載來也經歷了中間化、融合化的調整，對中華民國的態度從「什麼碗糕」、「流亡政府」到「中華民國台灣」的表述轉變，以1949年國府遷台作為中華民國新生的起點，並認定台灣當務之急是拒絕一國兩制，保有現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保衛中華民國和保衛台灣是相通的，由此擠壓了國民黨原本占優的中華民國話語權，這種借殼漸變也可供國民黨的論述調整作方向和幅度上的參考。

連接中國和台灣在地

在當選黨主席的感言裡，江啟臣言及孫文「振興中華民族」這一創黨初期的論調，這一古早語彙堪稱國共兩黨的最大公約數，折射出江啟臣的革新是回歸原教旨，試圖回到「堅持國家主權與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的正統路線，並借此維繫深藍群體和大中華意識群體的支持「存量」。放棄連接中國的國家論述，用以換取年輕世代認同的策略存在支持度「蝕本」的風險，即讓懷抱大中華意識的群體失望，又讓本土派的群體覺得不及，本土化的風險有與前述的「區隔於民進黨和尋回競爭力」的矛盾相疊加，因此，國民黨目前沒有全然本土化之可能，不得不繼續在國家論述上繼續連接中國。

當年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從無到有的脈絡和遷台後的中華民國台灣化的脈絡大相徑庭，回歸原教旨的論述和台灣主流民意關注的產經、主權、性別、環保等議題相距甚遠，和目睹太陽花、反修例的年輕世代的支持「增量」也背道而馳，大中華的民族主義和台灣現實間有鮮明的價值鴻溝，這裡涉及第三重連接「中國」和台灣在地的矛盾。

既然要堅持連接中國的國家論述，同時要回應保衛中華民國體制的訴求和消釋民眾對統一口號的拒斥，在議題結構上應該強化民主議題，弱化統獨議題，正如青黨行動「捍衛民主台灣，追求自由中國」的口號和《國統綱領》中揭櫫的「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相較於統一神主牌，更側重於中國民主化的意涵，力求變中國對台統戰工具為對中反向輸出台灣價值的平台。即便如此，本土化深化的進程下，中國認同對選民尤其是年輕世代的說服力和本土認同相比一定是要居於下風的，加之香港變量，更讓民眾對統一背後「生活方式」強遭變更埋下深深的恐懼。國民黨也不必以己之短攻人之長，在國民黨傳統的強項——產經議題上，新論述第四點抽象只是地談論了「創造雙贏共享繁榮」，新論述在產經領域的重心與其放在強化監督機制上，不如放在分配公平上，即兩岸經貿紅利如何惠及一般民眾而非偏重於企業家群體，庶民經濟作為支撐韓流崛起的民意和民進黨施政短板，更應成為國民黨在韓流退潮後汲取力量的方向。

反共傳統和傾中形象

檢視國民黨固有的論述，並非沒有可復古翻新之處，例如兩蔣反共的遺訓便有作為革新選項之可能。新論述第二點「保障自由民主人權」中有提及「兩岸關係必須立足自由民主價值」和對香港反送中、訓誡吹哨人等「專斷做法」予以批駁，但力度仍顯不足。

新論述出爐當日，江啟臣反駁與會者「小綠」路線的質疑，回應稱「我們是正藍，怎麼會是小綠？」，既然是以正藍自居，復興抗共意識就應是題中之義。兩蔣時代信誓旦旦的反共決心和鋪天蓋地的反共宣傳最近幾十年完全翻轉，反共、清共變成親共、聯共，前後反差既源於買辦扈從群體的利益和國共兩黨共有的民族主義基因，更深層的還有當年反共理念的先天不足，當年國民黨式的反共不是如殷海光從權利本位出發，而是從爭奪正統地位的角度出發，缺乏自由主義的基因，在國際形勢和兩岸產經狀況消長的催化下快速變質。

今日反共勢必不能重回人為製造精神緊張和粉飾威權統治的舊式路線，也不能重複當年馬英九那樣零星地對中共說不，對於推進中國民主化要更進一步擬定清晰的規劃，還可其他政黨、公民團體聯手在政策、輿論上幫助中國抗爭者，而不是條件反射性的「打橫炮」；敢於對中國壓制人權、損害中華民國體制的行為大聲說不，而不是黨派前途鎖在對岸，沉醉在兩岸紅利的舒適區。借由新式反共姿態逐步洗去親中色彩，消釋民眾對「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的成見，如此才有重新尋回民意的可能。當然，即便有反共歷史和復古決心，重回反共路線也並非唾手可得，新論述中重點批民進黨而非中共的詳略側重，罷韓後的雙語新聞稿中文版未寫「反對共產主義」的差異，港區《國安法》生效前後對黃之鋒的消費和切割態度都不難讓外界對國民黨的反共決心有所疑慮。

站在十字路口的「百年老店」，矛盾盤根錯節、環環相扣，由此累積出政黨存續的前途危機，在兩岸三地的政局變動中進退維谷，危局倒逼國民黨在民意和利益的天平上作出抉擇。試圖尋回民意又不捨游走於兩岸的買辦私利，處處均沾的貪婪心態注定失信於民，國民黨在國家論述上仍需再更新，找出真正回應本土訴求、連接中華民國傳承，又以自由民主體制為皈依的「第三條路線」，當年的李登輝做到了，今日的江啟臣能否同樣扭轉危局，姑且拭目以待。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