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殼上市：蔣介石與中華民國臺灣的形塑》推薦序二　「借殼」民國，臺灣「上市」　

張國城（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很榮幸能為汪浩先生的新書寫一些分享。在任何方面，汪浩先生都是筆者的前輩，因此不敢托大地稱以下的文字為「序」，稱為「讀後心得」可能比較適當。由於筆者也曾經主持兩個科技部的專題研究計畫，以蔣中正為研究對象，查閱了數十萬字的相關史料（最後兩份研究計畫的報告超過十五萬字），知道汪浩先生有這本新書，又得以先睹為快，實在是人生一大幸事。

    汪浩先生《借殼上市》一書的中心思想是透過史料的爬梳考證，認為蔣中正總統數十年來抗共保臺，實質形成「兩個中國」，這點筆者同意。然而，蔣所形成的僅是另一個「小中國」。他並沒有將臺灣獨立建成一個國家的打算，這點汪浩先生的看法和筆者一致。他認為「蔣介石是一個有強烈的大中華思想的獨裁者，他把臺灣當作反共復國的基地，而不是當作新國家來建設」。筆者則認為這和他的歷史經驗有關；在大陸，他歷經多個在中國領土以中國為名的政權，甚至國民黨就曾分裂成兩個政權，因此他爭的是「中央」。這點讓在臺灣的中華民國雖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立成為兩個實質上的國家，但因為「作為一個中國政權」的本質和精神，注定了它極難對抗真正的中國。

    在本書導論中，汪浩先生指出幾十年來「…『中華民國臺灣』外交政策的核心」在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面對聯合國的代表權危機，蔣介石寫道：「甲，如何確保臺灣復興基地，使之鞏固不搖。乙，如何使中共不能參加聯合國，以保持我政府代表權，不退出聯合國。丙，如甲，乙二者不能兼顧，則以確保臺灣基地為第一。與其為保持聯合國會員名義，而使臺灣被攻，不能安定，則寧放棄會員之虛名，暫時退出國際社會，雖在國際上失去地位而力求自立自主，確保臺灣主權，實為利多而害少。而且乙者，其權全操之於英、法，非我所能主動，而甲者則我尚有主動領地，此為永久根本計，比較在不得已時，未始非計之得者也。」這段話筆者也深感興趣，但認為蔣何以會認為「保持聯合國會員名義」會使臺灣有被攻的可能？完全無法索解。

    中共若有攻臺能力，臺灣有無聯合國會員名義都一樣；甚至有聯合國會員名義還較有機會讓中共攻臺遭到聯合國干預，因為只有國家才能作為聯合國會員，臺灣若為聯合國會員（無論是何名義），中共攻臺就是侵略，否則就是內戰性質。換言之，聯合國會員身分對臺灣安全絕對有利無害。

    因此，聯合國會員有害的，恐怕是「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統治。因為臺灣若無聯合國會員身分，自然就易於被認定為某一國家的一部分，以當時狀況和蔣的認知，當然就是中國的一部分。惟有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作為中國政權之一的中華民國才有可能存續於臺灣，甚至行使統治權。後面一句「雖在國際上失去地位而力求自立自主，確保臺灣主權」，筆者認為這個「自立自主」其實指的是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自立自主」，所謂「確保臺灣主權」其實是確保國民黨政府對臺灣的統治權。所以說蔣是臺灣的「國父」，恐非他的本意，維持國民黨政權的存在和自主，是可以用臺灣的國際地位來交換的。

筆者認為，若在「臺灣作為獨立的國家，國號為中華民國」和「臺灣僅作為一個在中國境內，由國民黨據有統治權的政治實體」之間選擇，蔣絕對選擇後者。因為前者就是幾十年後出現在臺灣、被多數臺灣人贊成的現況，事實證明國民黨未必是執政黨。如果在國際社會中代表中國與確保臺灣主權不能兼顧時，蔣恐怕都是「棄臺保名」，這裡的「臺」指的不是對臺灣的控制權，而是「臺」作為「國家」的機會，至於保的「名」，表面上是「中華民國」，實際上是「臺灣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只是蔣自我認定這個中國是中華民國。換言之，蔣才是「一中各表」的始祖。

    一般來說，這兩件被認為不衝突、甚至有利的事，在蔣的觀點裡卻認為有互斥的可能，顯然蔣認為必要時統治權的順位應優於國際地位，這應是在「中華民國在臺灣為外來政權本質」的脈絡下進行解釋。一九七一年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保衛戰時，蔣不接受或沒有提出一中一臺方案，反而表示漢賊不兩立，即是上述說明的實例佐證。

    蔣中正總統「抗共保臺」是事實，但無須在這一點上對他過高評價，因為這是最符合他自身利益的決定。若不保臺，他會喪失一切政治地位和權力，和劉禪或李後主不會有本質上的不同，在當時的冷戰體系下，也不容許他不抗共。從汪浩先生的書中可以充分看出美國並不是對他非常滿意，若他又不抗共，則縱使美國不在臺灣發動政變，也絕無支持他的理由，《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和大量軍事、經濟援助不可能來到臺灣。

    而且，縱使是「抗共保臺」，蔣採取的方法和效果也不是最有效的。雖然長年以軍事建設為第一，汪浩先生考證出一九六九年八月三日，蔣介石接見美國國務卿羅吉斯，羅吉斯問及，中華民國是否欲進攻大陸？蔣坦白地回答：「吾人目前甚至尚無自衛之能力。…共匪一旦向我進攻，吾人無法維持二、三日之戰力。」考察蔣數十年軍事、經濟建設的作為和利鈍，該是臺灣學界、政界必要的課題。

    整體而言，筆者推斷蔣的真意為：中華民國是中國，但不見得只在臺、澎、金、馬。然而，國際社會早在一九四九年就認為，中國不見得「只能」同時是中華民國，而這個認知使我們認為的「被聯合國承認」，對於蔣來說卻是威脅，因為他不確定「中華民國」被承認的根基是什麼。今天臺灣兩千三百萬人所承認、也希望聯合國承認的中華民國，應該是指臺、澎、金、馬，然而在一九四九年，當時的「中華民國」在作為代表「中國」這一主權國家的認定上，以及在「人民與國家範圍的界定」上存在著問題，所以蔣選擇了他認為對維持個人權力最好的選項（此處要感謝游凱晶和周軒寧兩位醫師友人的意見）。而汪浩先生在〈蔣介石錯失「兩個中國」並存的機會嗎？〉一節中也認為：「蔣介石的外交戰略卻是錯誤的，最終輸掉了戰爭…他顧慮衝擊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而錯失了最有利的國際環境。」筆者對此和汪浩先生有完全相同的看法。

    除此之外，汪浩先生這本大作的最大價值，在於破解了大量在臺灣流傳的政治神話和迷思，以及許多重要的發現。例如在第一章〈《開羅宣言》是國際條約嗎？〉：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開羅會議新聞公報在重慶、華盛頓、倫敦同時公布，英文文件名稱中無「開羅」或「宣言」等用詞。…為什麼所謂《開羅宣言》只是一個新聞公報呢？根據美國國務院歷史文獻辦公室的說法，開羅會議主要是討論對日戰爭的軍事問題，所以美國國務院會前沒有專門為羅斯福準備討論政治問題的文件，也沒有派負責東亞事務的外交官和法律顧問參加會議。而中、美討論公報草案之前，只有蔣介石、蔣宋美齡、王寵惠，與羅斯福及他的私人顧問霍普金斯五人進行了一次晚宴，談到了戰後臺、澎的歸屬和其它戰後的政治問題，可是，中、美雙方都沒有正式的會議記錄。 兩人也沒有同邱吉爾就這些政治問題舉行三方正式會談。當時，三國領袖都是將這個文件看作提供給媒體的新聞公報，並不是一個有拘束力的國際條約，所以，他們既沒有簽字，也沒有徵求法律顧問意見，也沒報請內閣會議和立法機構批准。

但是在第二章〈二二八事件後，蔣介石為何升級鎮壓？〉中，汪浩先生又考證出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曾在二二八事變後說：「因為開羅宣言中，我政府已同意將臺灣歸還中國。雖然主權移轉尚未正式完成，但中國之事實控制臺灣，是眾所承認的事，因此，我政府沒有立場就中國當局在臺灣動亂之鎮壓作為提出正式抗議。」足見大國如美國，政策立場也經常不一致；因此對臺灣而言，歷史證明「己願他力」，以外國政要的主張、言詞作為可靠的依據，是極其危險的。

    除了《開羅宣言》以外，汪浩先生也指出「黃金救臺論」、「固守金門」的荒謬。書中指出蔣在一九五○年即打算撤軍金門，顯然古寧頭戰役並沒有增加他對固守金門的信心，更重要的是「…一九五○年七月，蔣介石撤守金門和其它外島的考慮完全是基於軍事戰略理由，根本沒有考慮到所謂放棄外島就切斷了臺灣與中國的歷史性聯繫。很久以後，才有中華民國官員提出這類政治考量。」在臺灣，恐怕是首次有人提出此一見解。

    此外，書中的警句還包括聯合國很早就出現「兩個中國」(一九五○年即邀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會)；韓戰除了讓美國第七艦隊協防保臺以外，也讓美國不在聯合國討論臺灣地位。汪浩先生還指出美國對金、馬的協防，才是毛澤東不攻奪金、馬的原因。另一聳動的發現則是蔣一度欲與蘇聯合作夾擊中共，蘇方甚至要求臺灣提出軍援武器清單，而蔣則決定若蘇聯援助他反攻大陸，將來絕不讓中國成為任何國家的反蘇基地，也不會和任何國家簽訂反蘇的條約，這種「中立化」的氣魄，雖然沒有達成，但也不能說蔣全無作為大國領袖的格局與氣度。相較蔣經國，筆者在這一方面更肯定蔣中正。而蘇聯甚至一度願意部分支持在聯合國裡出現「兩個中國」；根據汪浩先生的研究，一九七一年九月，蘇聯對蔣表示「對中共全力爭取聯合國席位感到困擾，但又不便公然反對。…勸中華民國採取權宜的彈性策略，保全席位，才能擔任未來遠東演變的重要角色。如果退出聯合國，與世界隔絕將遭遇不可預測的損害。」令人不禁掩卷三嘆。至於蔣最後終於決定接受「兩個中國」的安排，汪浩先生認為「…蔣介石試圖改變中華民國的國家戰略，逐漸在心理和戰略上接受『兩個中國』的現實，可惜這種轉變來的太晚和太慢。」則和筆者在拙作《國家的決斷》裡的看法完全相同。

    在筆者閱讀汪浩先生的大作時，不時想起宋人劉敞的詩：「繁陰欲閉凱風來，一埽窮荒萬里開；日色葱曨浮渤澥，雲容舒卷映蓬萊。」「蓬萊」出自《列子˙湯問篇》，形容高雅出俗、難以尋覓的美好景緻，也曾被用來形容臺灣；本書的確有這樣的氣象，是每個臺灣人都該讀的好書。

作者簡介

汪浩

出生於上海，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赴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獲得國際關係學博士學位。曾在倫敦、香港從事金融工作多年。退休後定居臺北，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著有《意外的國父》、《冷戰中的兩面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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