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社會普遍認為,蔣介石來台灣時,帶來大量的黃金。(湯森路透)
長久以來,臺灣社會普遍認為蔣介石運來臺灣的黃金數量龐大,為臺灣未來發展「奠基」。
例如,在國史館二○一二年出版的《中華民國近六十年發展史》一書中,周琇環寫道:「至於國庫資金的遷運,包括黃金四百八十萬兩,其中八十萬兩耗於國共內戰;外匯、純銀(含內戰剩餘銀圓)各約兩百萬兩,全部相當黃金八百萬兩的資金運臺。在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至三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國軍放棄上海時,分三批由上海及國外運來,主要作為新臺幣準備金以穩定新臺幣、軍費及財政支出,使得隨政府遷臺的軍隊、公教人員及一般百姓,來臺後的生活得到安置。⋯⋯遷移來臺後,黃金、外匯穩定了金融飭序,奠基了新臺幣的發行幣信。」
不過,曾長期擔任蔣介石侍從官的周宏濤在回憶錄《蔣公與我》中提到,一九五○年六月央行總裁向蔣報告,運至臺灣的國庫存金,共三百七十五萬多兩,至當年五月底,共耗掉三百二十一萬多兩,僅剩五十四萬兩。周宏濤說,政府遷臺初期,雖有來自大陸的黃金作為支撐,但當時因美援斷絕,加上六十萬大軍的龐大開支,讓原本已捉襟見肘的國庫存金迅速消耗。
而消耗純金最大宗的就是「軍費」,平均每個月必須撥付近十八萬兩,「依這樣的速度,幾個月下來就要花掉兩百一十五萬餘兩,運臺純金僅夠再支撐三個多月。」周宏濤指出:「黃金消耗速度非常快。長久以來,國內外以為政府攜來臺灣的黃金數量龐大到花用不盡,可為臺灣未來發展『奠基』,其實不然!」
這些互相矛盾的說法哪種更接近歷史事實呢?國史館新解密的「蔣中正總統文物/特交檔案」提供了確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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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俞鴻鈞向蔣提交的「中央銀行運臺保管黃金收付及存餘數量表(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四日至三十九年二月十二日止)」,中央銀行黃金收入包括(1)第一批由滬運臺(三十七年十二月四日):兩百點四萬;(2)第二批由滬運臺(三十八年二月七日):五十五點四萬;(3)第三批由滬運臺(三十八年六月五日):十九點二萬;(4)第一批由美運臺(三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九點九萬;(5)第二批由美運臺(三十八年八月三十日):九點九萬;總計約兩百九十五萬純金市兩。
同期,中央銀行付出總計約兩百零二萬純金市兩,其中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撥付臺灣銀行八十萬兩為新臺幣準備金,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再次撥付臺灣銀行十萬兩,三十九年一月二十日臺灣銀行借用十二點六萬兩,其它近一百萬兩主要為支付各地軍費。
所以,截至一九五○年二月十二日,中央銀行存餘九十二點八萬純金市兩。到三月底,蔣介石在日記中評論道:「新臺幣雖未膨脹,但黃金售出之數,三個月來已有六十餘萬兩之多,現存黃金總數已不足一百五十萬兩,而米價已上漲至百元,殊為可慮,幸軍費確定,今後財政運用與收支已定有辦法,當不致如過去漫無管束與限制矣。」這時蔣恐怕過於樂觀了。
一九五○年六月三日,俞鴻鈞再向蔣報告(即周宏濤回憶的那份報告)。俞說:「收入部分:甲,運臺部分,計純金兩百九十六萬九千餘市兩:一,自上海陸續分三批運臺,計純金兩百七十五萬餘市兩,二,自美國分兩批運來,計純金十九萬九千餘市兩,三,自日本運來賠償黃金,計純金一萬九千四百餘市兩。乙,由滬穗各地運廈門部分,計純金七十八萬六千五百四十市兩,以上甲乙兩項共計純金三百七十五萬五千五百四十餘市兩。」
可見,周宏濤沒記錯,由滬穗各地先運廈門的七十八萬兩,可能這時也到了臺灣(或已在大陸各地被國軍花掉了)。
而支出部分,俞鴻鈞報告:「共支出純金三百二十一萬兩千五百四十市兩(內除撥付臺灣銀行發行準備金八十萬市兩,及撥借臺灣銀行二十六萬一千市兩),實際共付軍政各費為純金兩百一十五萬一千餘市兩。自上年六月起平均每月撥付十七萬九千餘市兩。實在存金截至三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本行實存純金五十四萬兩千九百十一市兩。」
難怪周宏濤著急,認為「純金僅夠再支撐三個多月」。當時如果毛澤東按原計畫秋天攻臺,臺灣可能會不攻自破,因為蔣介石很快就會沒有黃金支付軍餉了。
作者簡介
汪浩
出生於上海,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後,赴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獲得國際關係學博士學位。曾在倫敦、香港從事金融工作多年。退休後定居臺北,研究中國近現代史。著有《意外的國父》、《冷戰中的兩面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