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白色恐怖的研究，冷熱嚴重失衡。在所有案件中，原住民的「湯守仁案」是熱區中的熱區，已知六名原住民死刑犯：湯守仁、高一生、林瑞昌、汪清山、方義仲、高澤照（分屬鄒族和泰雅族）全部來自該案。然而正因研究失衡，使得堪稱「冷灶中的冷灶」的「張燕梅案」中，隱藏的第七位死刑犯，而且是時序上第一位被槍決的賽夏青年日進春（1952年，比高一生等人早兩年槍決），始終不為人知。不僅如此，該案還隱藏兩個大家族的白色恐怖秘辛，背後有台灣史的巨型縱深，日進春家族就是其一，值得深入探討。

紅色客家人　吸收木訥賽夏青年

張燕梅案可說是「南庄鄉的白色恐怖」，因故事主場在苗栗南庄，涵蓋該鄉九村中的四村：東村、西村、蓬萊、東河，涉案者以客家人為主。日進春是唯一的原住民，住在舊稱「紅毛館」的蓬萊村。此地由加里山（2220公尺）亙古守護，風景黏人，空氣醉人，1950年代仍處於半遺世獨立狀態。然而，就因為與世隔閡，原住民一旦被漢人騙誘，特別是捲入險惡的國共鬥爭，悲劇就非同小可了。

日進春生於1922年，日治時代讀「紅毛館蕃童教育所」四年，畢業後在家幫忙耕種。1944年，透過日本人介紹，在母校擔任警手（警員兼教員）；戰後母校改名南庄國校，仍聘他繼續任教。山區的教學生活簡單而辛苦，其父說他「日出上課，夜遲歸家」；他則自稱「口齒拙訥，怯於交際」，「只知謹守岡位，安分職守；且山地交通未便，素少往來於平地之間，於時局事絕少知聞」。照理白色恐怖找不上他，但造化弄人，他被同事張燕梅盯上，從而生命產生巨大的轉折。

張燕梅的故事，要從1949至1950年中共地下組織「省工委」大崩盤講起。當時領導班子陸續落網，省工委群龍無首，幹部紛紛逃亡。義民中學教員黎明華逃到苗栗山區，吸收同為客家人的張燕梅，而且叮囑她多多吸收山地人，萬一共黨攻台，可以為助。張燕梅鎖定木訥寡言的日進春，多次對他勸誘，聲稱要先加入組織，將來共產黨來了，他才能分配到土地。言外之意，如果不加入組織，就分配不到土地。日進春對政治本無興趣，但礙於「情面難卻」，而且這套「分配土地」的話術確實產生效力（這和家族的滄桑史有關，稍後說明），因此在1950年3月，向張燕梅交了一份自傳。

有「吸收」之名，卻無「參加」之實

交了自傳，卻沒有下文。因為日進春本來要交張義珍（南庄鄉公所幹事，張燕梅的上級）領導，張義珍則隸屬孫阿泉所領導的一個小組（小組長是李旺秀）。然而這時，孫阿泉在三灣鄉大河底的組織暴露，政府展開嚴密搜捕，張義珍的上級李旺秀、李旺秀的上級孫阿泉都逃之夭夭。那是一個「上級大逃亡」的年代，下級只能剉著等和看著辦。張義珍的小組立刻停止活動，連帶張義珍也開始考慮脫黨。筆者綜合資料研判，既然上級都跑光（後來孫、李、黎明華都自首自新保命），自傳無法呈報，他可能跟張燕梅商議，把日進春的自傳放火燒了。

就這樣，日進春與省工委的接觸以一種怪異的方式呈現。官方檔案顯示，他雖然提交自傳，但自傳被人燒了；此外，他沒有宣誓，沒有開會，沒有活動，也沒有人領導他。張燕梅要他吸收山地青年參加組織，他也置之不理。無論主動或被動，都可說是「晾在一邊」。這種情形反映省工委崩盤後，基層組織自生自滅、自顧不暇的窘境；當然「參加組織」這四個字，對日進春根本不能成立。

然而，這世上「唯二」知道日進春提交自傳的張義珍和張燕梅，卻在1950、1951年相繼自首後，把這件事曝了光。1951年12月，日進春被捕，先後送竹南分局和刑警總隊偵訊。偵訊人員軟硬兼施，要他承認參加組織；只要承認，「可辦自新手續馬上開釋」。日進春思家心切，糊里糊塗上了鉤。於是，他被同事扯進來，又被警方推下去，跟漢人兩度交手的結果，是被一個他沒有參加的組織套牢；而他朝夕相處的蓬萊村與加里山，卻再也看不到了。

兩大魔王惡整　七人命斷刑場

張燕梅案共逮捕14人，其中2人交保，12人移送軍法處。陣容看似龐大，其實都是芝麻綠豆案情。即使排在案首的張燕梅和張義珍，軍法官也認為他們都有自首，而且「情節並非重大」，雖然按上「二條一」罪名（意圖顛覆政府著手實行），只各判15年。日進春則因「參加後並無其他工作」，以「參加組織」罪名判刑10年。然而政治案件流程總有一群「大魔王」在幕後操弄，案子呈到總統府，參軍長桂永清沒有說明任何理由，就把張燕梅、張義珍改判無期徒刑；日進春、姜堯鑫（苗栗衛生院東河分所技術員）、游清林（中壢農校主計員），從10年改判15年；葉佳裕（中壢農校教員）、王興煜（東勢農校教員），從5年改判10年。

桂永清夠狠了，蔣介石比他更狠。簽呈拿到手上，他直接刪改，把以上7人全部改成死刑，創下白色恐怖單一案件最多「活罪改死」紀錄。和桂永清一樣，如此草菅人命，也沒有說明任何理由，筆者只能以「邪魔入心」來解釋之。為此，軍法官還得修改判決書，把日進春原先的「參加組織罪」改為二條一罪；原先認為「並無其他工作」，也髮夾彎拗成「復從事叛亂工作」。日進春不僅被一個不曾參加的組織套牢，也被一個不曾犯過的罪名奪命。

遺照的神祕之笑　六張犁荒煙之碑

1952年8月29日上午4點，30歲的日進春被憲八團台北憲兵隊押往川端橋（今中正橋）南端刑場槍決，挨了5槍，成為第一個死於白色恐怖的高山族原住民。槍決前一天，寫遺書給家人，跪祈父母、弟妹、妻子美娘和3名年幼子女「永遠的幸福」。檔案中的遺照，露出白牙，燦然而笑，神秘得令人不解。是嘲笑外來政權的瘋狂體制？還是期待回歸祖靈的懷抱？日進春死後，家族不知因為道阻且長，還是迫於某種壓力，並未前往收屍，以致遺體草草埋於六張犁，被人遺忘至今。

兩個月後，苗栗警察局前來查封財產。日家資財包括水田6分，旱田1甲，甚至連3隻豬、2隻黃牛一併查封，不能動用。而真正日進春的財產只有一個書櫥。他的父親日森匏（唸袍）向當局陳情，說這些財產是他多年辛苦開墾荒地、兼做苦工所得，必須供應全家11個活口，請免沒收。當局准請。而日森匏的出現，陡然將本案拉出遼闊的歷史場景——他的父親（日進春的祖父），就是賽夏族的傳奇頭目、1902年南庄事件的主角日阿拐。

賽夏族阿拐風雲　從絢爛歸於慘淡

日阿拐（1840-1903）是閩南漢人，本姓張，8歲隨父母來台，不久雙親病死而成孤兒，被賽夏族日姓人家收養。因為高人一等的才也智也、時也運也，50歲不到，就成為賽夏族的大地主和企業家、獅里興社社長，受清廷賞賜六品軍功銜、國子監太學生。這種「小孤兒變大頭目」、「原住民的領袖不是原住民」的情節，是好萊塢等級的神劇情，卻是賽夏族的真人真事。附帶說明：日阿拐雖是漢人，但包括他和日森匏、日進春，都以原住民為妻，故進春及其子女都有原民血統。

1895年日本治台後，日阿拐的風光日子進入尾聲；特別是樟腦專賣制度和理蕃政策，威脅他的事業和族人的生存。1902年7月，阿拐聯合原、漢族數百人武裝抗日，被日方以優勢武力鎮壓。12月17日的一場「歸順式」上，日軍突然對歸降「蕃人」發動屠殺，死30多人，阿拐及時逃生，史稱「南庄事件」，隔年病卒。死後，200多甲土地（包括88甲耕地）被當局沒收，賽夏族史之阿拐風雲淒涼落幕。

改朝換代文明衝突　祖孫都被政治迫害

南庄事件和日進春之死，相隔50年，卻有共通點：其一，兩者都緣於外來政權的遞嬗，都在改朝換代之後第7年發生；其二，兩者都因為文明衝突，導致家族遭逢巨變；其三，兩者在形式上都是反抗統治當局，雖然被控「叛亂」的日進春並沒有真的叛亂；其四，兩者在形式上都有沒收財產，雖然日進春部分只在判決書宣告沒收，實則短暫查封後仍舊歸還。

了解這些共通點，我們就會明白，何以張燕梅的「分配土地」說能打動日進春。這本是省工委常用話術，效果隨人而異；但喪失土地是原住民的深痛（戰後泰雅族林瑞昌訴求「大豹社原社復歸」就是一例），尤其日阿拐的土地幾乎盡失，家族潦倒落魄，更讓身為長孫的日進春無法承受土地可能歸零的打擊。再者阿拐抗日失敗，必然讓家族飽嚐政治壓力（有無部落壓力暫且不論），長期活在恐怖陰影下。這或許能解釋何以日進春死後，家人不敢收屍，甚至這段受難故事，數十年後亦未向外人輕啟。

日進春生前曾說，他「常以信任自己之心，以推信他人，是以易於受人欺騙」，這是張燕梅檔案中，最令人掩卷長嘆的文字之一。日軍翻臉屠殺歸降蕃人，漢人刑警騙取有罪供詞，乃至台灣史上，無數原住民的悲劇，都有這句話作用其間。原民社會與外界的差異，誠不可以道里計。

佳里山（2220公尺，位於圖片中央）風景秀麗，有「台灣的富士山」之稱。日進春故事的舞台南庄村，即位於加里山山麓。（圖片取自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兩兄弟受難：北埔姜家失落的白恐記憶

張燕梅案中，除日進春家族史之外，還有姜堯鑫家族史。姜堯鑫的故事少為人知，家族卻赫赫有名，那就是北埔姜家。他的父親是姜娘送，姜娘宋為姜阿新的堂兄弟，姜紹安之孫；姜紹安即乙未抗日烈士姜紹祖之兄。紹安早逝（享年18歲），較無功業傳述後世，這一脈人丁也較為單薄。沒想到傳到姜娘送，竟有兩個兒子在白色恐怖受難。一位是姜堯鑫，死刑，與日進春同時槍決；一位是其同父異母哥哥姜文鑑，台大哲學系學生，涉徐國維案判刑10年。姜文鑑之妻還是郭琇琮（涉台北案，死刑）的妹妹。這是北埔姜家、金廣福公館、天水堂的大河史值得追蹤和補充的章節，本文為了聚焦和限於篇幅，只能點到這裡，就不詳述了。

※作者為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