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村宏的招待宴

一九一九年三月，東京小石川植物園裡櫻花盛開，一片繽紛美景。幾百名臺灣留學生享用著臺灣總督府提供的豐盛餐點，也趁這機會共敘家常，場面十分熱鬧。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設宴招待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已經成為慣例；每年帝國議會開議，臺灣總督府官員須列席備詢，三月中旬會期接近尾聲時，便會順道招待臺灣留學生。

這天，下村宏總務長官除了慰勞留學生之餘，也端出帝國官員架子訓示一番，「你們臺灣學生應該感謝天皇恩澤，好好讀書，成為忠誠虔敬的帝國臣民。」突然有幾個學生站起來大聲嚷著：「反對差別待遇！」「反對同化政策！」下村宏先是一怔，接著臉色大變、大發雷霆。宴會草草結束，不歡而散。

這是臺灣留學生第一次公開挑戰總督府官員。這幾位學生是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的彭華英、羅萬俥，與東京高等商業學校（一九二○年改制為東京商科大學、今一橋大學）的吳三連。

過去，在日本的臺灣學生們都很低調、順從，他們對社會問題不太關心，甚至對政治運動刻意保持距離。因教會協助而來到東京女子醫專讀書的蔡阿信，就時時刻刻記得母親的叮嚀：「嘸通涉政治。」對比於中國留學生的救國運動、朝鮮學生的獨立運動，臺灣學生往往被嘲笑是「唯唯諾諾、屈從於日本統治下的傻瓜」！

這其實不能怪臺灣人。一八九五年領臺以來，日本帝國曾不斷面對臺灣人不斷的反抗，先是臺灣民主國，後有抗日游擊隊，還有原住民的反抗行動。這個東方新興帝國，以它的先進部隊與優勢武力一次又一次鎮壓了反抗行動。最近一次是一九一五年發生在臺南玉井的噍吧哖事件，臺灣總督府逮捕了一九五七人，光是被臨時簡易法庭判處死刑的就高達八六六人，過於苛酷的判決連日本帝國議會都大為震驚，在處死九十五人後，其餘改為無期徒刑。日本帝國在臺統治二十年後，基盤已經穩固，一次次武裝抵抗的慘痛代價，都說明了一件事：臺灣根本沒有武力反抗的空間了。

但是，現在情況開始改變。帝國首都東京提供給殖民地人民思想與行動的養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正在改頭換面，並且是從帝都重新開始！

東亞文明中心東京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帝國首都東京成為東亞文明中心，是亞洲各國改革運動的效法對象，清國、朝鮮、越南、暹羅、菲律賓、印度等國青年學子紛紛前來學習。一八八○年清朝政府分批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學習，返國後從事改革，日後，這些留日學生先後成為中國社會的棟梁，例如黃興、魯迅、陳獨秀、陳寅恪曾就讀於弘文書院；汪精衛、居正、宋教仁、胡漢民曾是法政大學速成班的學生；張君勱、李大釗、彭湃等人則是早稻田大學留學生。

一八九五年以後成為日本帝國子民的臺灣人，也陸續前來帝都「朝聖」，初期以觀光、遊學為主。臺北大稻埕的茶葉富商李春生，曾經東遊日本六十四日，把所見所聞寫下，成為遊記《東遊六十四日隨筆》。他對日本的文明進步大為讚嘆，不但在旅次中剪去清國辮子「豬尾巴」，並改變早先對華夷秩序的看法，從此甘心做為一個進步國度的子民。

彭華英自一九一二年從南投鄉下來到東京求學，如今是他到帝都的第七個年頭，這時期的東京正面臨翻天覆地的巨變。一九一二年，雄才大略的明治天皇逝世，大正天皇繼位。大正天皇不只體弱，又患有腦病，常有奇怪的舉動。有一次在帝國議會開議儀式上，他竟將演講稿捲成圓筒當作望眼鏡，瞇起一眼作勢張望，此舉令在場外國使節、國會議員們登時傻眼。偏偏明治維新以來所累積的種種問題都在此時迸發，明治政府所建立的強大國家權力開始受到挑戰。大正天皇即位的此時，正是社會力量最蓬勃的時期，工人、農民走上街頭，環境保護、普選、婦女解放等各種運動熱烈展開，形成十多年的大正民主時期。

尤其，沉寂許久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又重新復甦。社會主義在明治初年剛剛萌芽時，幸德秋水、堺利彥、荒畑寒村等人為無產大眾發聲，明治政府害怕將危及天皇體制，泡製了一九一○年的政治冤獄「大逆事件」，將幸德秋水等多人處死。此後社會主義團體銷聲匿跡，進入冬眠狀態。

然而，一九一八年富山縣的農民搶米暴動擴及全國，「困苦的農民已經活不下去了！」「米騷動事件」使社會主義運動找到生機，再度上場。

大學校園裡，青年學生敏銳地感受著各種思潮與運動，充滿社會改革熱情，最活躍的兩個學校是東京帝國大學與早稻田大學，年輕教授們甚至帶領學生一起行動。吉野作造曾經到中國、擔任過袁世凱之子袁克定的家庭教師，也曾留學歐美，學成歸國後在東京帝大任教，並在當時最重要的知識性刊物《中央公論》上發表文章，介紹西方民主理論、提倡自由主義、支持普選運動。大山郁夫、佐野學都是早稻田大學教授，他們倡議社會主義，對日本政府的批判更為激烈，並積極投入政治活動與群眾運動。教授們以身作則，提出政治主張，參與社會改造，吸引眾多青年學生們相繼追隨、實踐。

來自殖民地的彭華英是南投國姓人，一八九五年生，家境富裕。就讀於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的他，呼吸著大正民主的自由空氣，抑制不住滿腔熱血，早已積極投入社會改造行動。彭華英與有名的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人接近，參加了「日本社會主義同盟」，這是米騷動事件後日本左翼人士大結合的組織，但是，不久就被官方下令解散。

加入這左翼團體的臺灣留學生不只一人。除了明治大學彭華英，還有明治大學的黃登洲、早稻田大學呂磐石的名字都在會員名簿上，他們都是臺中人。臺灣留學生竟然膽敢參加被日本特高警察嚴密監控的社團，顯示受到社會主義吸引的殖民地學生恐怕不在少數。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被解散後，社會主義運動化整為零，成立多個祕密團體，彭華英仍舊活躍其中，加入其中好幾個組織。一九一九年十月成立的早稻田大學「建設者同盟」，主導者是政治經濟學部的和田巖。這團體與農民運動關係密切，除了早稻田大學的學生，也有外國學生參與。早稻田大學學生彭湃也加入這個團體，他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一九二○年五月成立的「曉民會」，由早稻田大學學生高津正道所領導，日後高津成為日本共產黨的創始會員。曉民會的宗旨是「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奧援啟蒙工作與爭議事件，養成鬥士」。同時，該會也接受朝鮮人、中國人會員，以實現「日、鮮、支國際主義」為一大特徵。除了臺灣人彭華英之外，還有中國人王樹聲、朝鮮人金若水、朴烈等人加入，他們自詡為「革命行動隊」，被官方認為是意識形態極左的團體。

彭華英另外也加入一九二○年十一月成立的コスモ俱樂部。「コスモ」（COSMO）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簡稱，以「亞洲諸民族解放」為目標，它可以說是被解散的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替身，常以舉辦演講會的方式集會，俱樂部的主要成員堺利彥、大杉榮、山川均等都是社會主義領導分子，成員中還有中國、朝鮮、臺灣留學生。在日本特別高等警察眼中，這又是一個激進團體。

積極參與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團體的彭華英，因此被日本警方列為「特別要視察人甲號」，受到特高警察長期跟監，但他卻是臺灣留學生們景仰的對象。當時在東京求學的張深切，形容常常前來學生宿舍的彭華英「朝氣蓬勃、鶴立雞群、叱吒風雲、一身是膽」。

一九二○年八月，彭華英在《臺灣青年》發表了〈臺灣有婦女問題嗎〉（臺灣に婦人問題があゐか）一文，指出婦女問題與勞工問題是當時社會最緊要的議題，但東洋社會，尤其是臺灣，仍未脫陋習，兩性關係大有改進之必要。一九二一年五月又發表〈社會主義之概說〉，介紹俄國革命成功以來，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社會主義的精神與目標、國家社會主義的衰退與共產主義的興起。這是最早由臺灣人所執筆、介紹社會主義的作品。彭華英正是前南投縣長彭百顯的大伯公。

高砂寮、新民會、東京臺灣青年會

彭華英常常來到高砂寮，因為受到大正民主衝擊，亟思有所作為。其他留學生如范本梁、林呈祿、蔡培火、羅萬俥、陳炘、黃呈聰、蔡式穀，社會人士林獻堂、蔡惠如等人，也都常常來到高砂寮，藉著與留學生聚會、舉辦演講活動的機會，對年輕子弟進行「政治啟蒙」。

高砂寮是東洋協會所管理的學生宿舍。一八九八年第二任臺灣總督桂太郎號召在臺灣的日本官僚、實業家、商人等名人，創立臺灣協會，目的在協助日本政府經營殖民地臺灣，一九○六年改名為東洋協會。臺灣協會在一九○○年設立了臺灣協會學校，後來稱為東洋協會專門學校，培養未來臺灣的統治人才，比較校址位於小石川區茗荷谷町，與臺灣總督府官員宴請留學生的小石川植物園很近。

日本政府統治初期，臺灣島內只有初等教育或職業教育設施，缺乏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機構。職業教育機構「總督府醫學校」與「總督府國語學校」是當時臺灣最高學府。所有殖民地菁英人才的最好出路，就是選擇擔任醫師或教師。所以總督府醫學校與國語學校，被稱為是「臺灣的劍橋與牛津」。

殖民地人民長期受到日本統治者的歧視與差別待遇，心中不平。但是，第四任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對臺灣最優秀的醫學校學生演講時，甚至這樣說：你們本島人想要求與三千年來盡忠於皇國的母國人民享有同等待遇，是不可能的！應該以今後八十年為期，努力同化於母國人，在此之前即使被差別對待，也毋須做不平之鳴，應該各自努力同化，做為島民的典範！

由於臺灣升學管道狹窄，與臺灣人與日本人子弟機會不等，有錢人、有能力者紛紛到日本留學。早先，能夠到日本留學的以富家子弟為主，通常是日本師長或官員推薦、介紹，寄宿在師長安排的名士家中。例如日治時期的知名人權律師陳逸松在十三歲時，與表兄弟五人寄宿在岡山的高原家。霧峰林家各房，子弟十多人在小小年紀就到日本東京，由專人照顧生活起居，一同入東京礫川小學校就讀。

隨著留學生快速增加，與臺灣總督府關係密切的東洋協會於是在一九一二年建造了留學生宿舍「高砂寮」，提供約六十名學生寄宿。十六歲赴日的楊肇嘉、十六歲的張深切、十八歲的朱昭陽，都曾先後寄宿在高砂寮。楊肇嘉後來領導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張深切成為文藝家，朱昭陽則創辦了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畫家張秋海、雕刻家黃土水也曾在高砂寮寄宿過，那時他們都還只是留日學習美術的學生。

高砂寮表面上是便利學生寄宿，私底下不免也有監視、規訓臺灣留學生的作用。曾受後藤新平之邀到臺灣進行糖業政策改良的新渡戶稻造，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日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教授的身分到高砂寮對臺灣學生演講，講題是〈為了臺灣學生〉：小時候我聽說臺灣是個恐怖的地方，住著會吃人的野蠻人。各位一定都聽過桃太郎的故事，桃太郎征討的目的地是「鬼島」，語言不通、文明未開之地即是鬼島，以前是八丈島、沖繩島，後來是臺灣島。曾經是鬼島的臺灣，經過日本帝國的開發，經過後藤新平長官的大力改造，已經成為帝國的寶庫！各位，為了三百萬臺灣同胞，為了臺灣的進步發展，各位應該精進知識、圖謀向上。（改寫自新渡戶稻造，〈臺灣學生の為めに〉演講詞）「在日本人眼中，臺灣竟然是個鬼島？」「臺灣從鬼島變成寶庫？竟然要我們感謝殖民者的開發改造？」「此刻我臺灣同胞豈不正受著殖民統治的壓迫嗎？」

在場聽講的學生感到很不是滋味。

正當此時，日本內地勞工大眾、貧苦農民都群起抗爭，社會運動已是澎湃洶湧。受到思潮與運動的影響，臺灣來的青年學生們不免胸懷激盪，常在宿舍裡談論時事、進行政治辯論。一九二○年寄宿在高砂寮的張深切回憶說：臺灣的留學生一到東京，大抵由其學校的位置而分散，高砂寮是留學生最集中的地方，凡到東京的學生，無論時間長短，總有一兩次到這裡來寄足一下。所以這裡可以說是學生運動的最好去處，也可以說是臺灣文化運動的搖籃。

臺灣學生漸多之後，東京臺灣青年會也跟著成立，目標是「涵養愛鄉情懷，發揮自覺精神，促進臺灣文化之開展」。其間，又先後組成了團體「聲應會」、「啟發會」，但活動甚為疲弱，最後無疾而終，直到蔡惠如組成立了「新民會」。

※本文摘自《自治之夢——日治時期到二二八　的臺灣民主運動》第一章：帝都的洗禮／春山出版社出版／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自立晚報記者，後任教於淡江大學、政治大學。主要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戰後臺灣政治史。主要著作有《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相》、《戰後臺灣人權史》（合著）、《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合著）、《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一九五○》、《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四六事件與臺灣大學》（合著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