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災荒、撫恤災民，是傳統中國政府的一項主要政務，基於其在政權合法性確立、社會秩序穩定、財政收入保障等諸多方面的重要意義，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

清王朝吸取歷代經驗教訓，在救荒問題上已經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制度化流程，主要包括報災、勘災、審戶、賑濟、蠲免幾個步驟。

即先由遭受災荒的地區上報受災區域、受災程度，由中央或本省派出官員，對報災地區進行實地勘察，核實受災程度、受災人員，為賑災的範圍、力度提供資料支援，最後由中央或本省根據上報情況向該地區調動、發放賑災物資，或是減免當年稅賦。

這一套制度看起來嚴謹完備，但執行制度的畢竟是人，是從中央戶部到地方州縣的大小官吏，而捏災冒賑這樣的行為，正是他們在執行國家救濟政策、實行賑災的過程中做出的。到李毓昌生活的嘉慶年間，這種行為已經成為賑災中的普遍做法。天災人禍相伴而生，看不慣忍不得的，彷彿只有李毓昌這樣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齋秀才而已。

捏災冒賑的花樣很多，幾乎每個環節都可能出現問題。比如報災環節多是以無捏有、以輕捏重，希圖多得賑恤。當然，也有少數官員，出於某些原因，會做出匿災不報的舉動。譬如雍正帝統治後期很強調天人感應，何處有大旱大澇，他就責備當地督撫，說他們為官不正，使上天降下災禍。

雍正十一年，河南大澇，時任河東總督的田文鏡為了免於這樣的指責，就將重大災情隱匿不報，導致大批災民不但無從獲得政府的幫助，且要照原額納稅，以致衣食無著，群起逃亡。

勘災環節則有多報花戶、私售災票的弊端。根據制度安排，勘災官員要親自下鄉，按照保甲系統的戶籍登記，逐戶核查，發現受災嚴重的百姓，就分為極貧、次貧兩等，發給災票作為憑據，將來可以憑票領取賑糧賑銀。但在實際執行當中，不肖官吏不但不屑於親自下鄉，且經常無限度地多開多報受災戶口，騙取賑災款。李毓昌案中王伸漢行的就是這樣套路。

另外同樣是多災多難的淮安府，乾隆十年黃河決口時，阜寧縣勘災官員曾浮開災民三萬兩千多口，比王伸漢的胃口還要大得多。至於私售災票，是指受災地區的鄉間豪紳、官吏親屬為了多得賑款而虛冒戶口，花錢購買大量災票，窮民孤寡反因為無錢行賄而拿不到應得的災票。對於這些勘災中的陋規惡行，清人有許多詩文予以反映，或曰：「青錢入手始書名，大半空名入鬼籍」、「三百錢報一畝災，無錢痛哭仍空回。」

到了賑災環節，更有侵蝕賑銀、盜賣賑糧、以次充好、克扣短少等種種弊端。總之，名為救民，實多害民，國庫發十、災民得一而已。清朝官場上將這樣的做法稱為「吃賑」。

到乾隆末年，「吃賑」幾乎已經成了約定俗成的做法，只要不吃得太狠，上司也不過睜一眼閉一眼。很多時候，一地有災，督撫大員往往同時指派許多候補官員前往辦賑，其中一層不可言說的意思，就是給他們提供一個肥差，使其從中得利。

如李毓昌案中，只山陽一縣，由省城派出勘災的官員就達十名之多，參與冒賑並與王伸漢分肥的就有六人，而李毓昌自己的僕人也因為得了美差卻不能分肥，起了怨恨主人之心。

更有甚者，督撫大員還慫恿、參與甚至親自指揮冒賑吃賑。乾隆末年震驚天下的甘肅冒賑案，就是以陝甘總督勒爾謹坐鎮、甘肅巡撫王亶望為首，由蘭州知府蔣全迪組織實施的，全省上下涉及官員一百多人，涉案金額逾千萬兩白銀，可以算作中國災荒史上的第一大案。

在小農經濟為主體生產方式的時代，天降災荒，本已嚴重威脅到人民的生命和生計，而當天既災於前、官複厄於後的情況普遍化、常態化時，人民的苦難、社會的動盪、國家的安危，自然就可以想見了。

*本文摘自《 清代驚世奇案啟示錄：帝王心術、官場規則、制度弊端、人情羅網，從疑案的煉成看清代從盛世走向末路的更迭起伏​ 》，麥田出版 出版。

【作者簡介】

鄭小悠

1987 年生於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研究方向為清代制度史、政治史，發表學術論文十餘篇。擅長歷史文學、歷史普及類作品的寫作，文筆生動平易、引人入勝。其作品《年羹堯之死》一經出版，即受到好評，影響廣泛，入圍《新京報》2018 年年度好書；獲得「2019 博庫 · 錢江晚報春風悅讀盛典」年度新人獎。

看更多《上報生活圈》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