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去區分是多麼重要的事。當停止去區分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擠在這麼小的空間裡，去討論我們要怎麼一起活著、去交換我們各自想怎麼活著，然後再去找出最大公約數；而不是到處去跟人家講，『因為你這樣活著讓我很痛苦，所以你不可以那樣活著』。」談婚姻平權，歌手張懸接受《上報》專訪時，帶記者走了一趟她的思考歷程。

上月底，已閉關埋首創作一年多的張懸，首度以本名「焦安溥」現身立法院同性婚姻修法公聽會，公開力挺婚姻平權。自此一個月，她親上臉書一一回覆那些支持或反對的留言，與網友交流意見。

但這還不夠；跨年前，她決定再發起一系列「公民對談」，地點就選在她發跡的女巫店。每場3小時、每周3場的系列對談，同時也接受學校團體提出座談邀約，活動一路持續到農曆年前。

這一回，張懸不再只是歌手，反而更像個公民課的「張老師」，要與不分立場、年齡的民眾，一起面對面地交換對於婚姻平權及公民權利的看法。

這樣愛說話又樂於與大家交換意見的張懸，對她的忠實聽眾來說一點也不陌生。

即便沒有英國海德公園當年的「肥皂箱」，張懸只要一站上舞台，總可以在每首歌曲演唱前，對著台下滔滔不絕地說東說西；有關創作的、人生的、愛情的，當然還有公共議題的。「說唱會」實際上比「演唱會」更適合用來形容她的表演，這也成了張懸獨一無二的風格。

時光倒回2013年末，跨年夜的前一晚，她在女巫店唱著自己的創作曲《關於我愛你》；開口前，便先吐露了一段未曾在螢光幕前說過的故事。

「我整理房間時發現，我以前愛過一個女孩子非常多年。原來這兩句話，是當年那個女孩子寫給我的。」張懸口中的「這兩句話」，正是《關於我愛你》一曲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歌詞片段：「我擁有的都是僥倖啊，我失去的都是人生 。」

可她一直記不起，寫在筆記本裡的這兩句話，當初到底是自己寫的又或是怎麼抄下的，直到有天整理房間，發現書裡夾著一封「青春期最重要的信」，這才想起，原來筆記本裡、歌裡的這兩句話是出自這封信。而寫這封信的人，正是那個她在青春期愛過的女孩。

「世上有各式各樣的愛，不可能只是靠交配或單純的性就可以概括；而你愛一個人，絕對不只是性向而已。」時隔多年，張懸受訪未再多談這段往事，但對於愛這件事，她說，「無論怎麼開始，無論是出自慾望、出自性傾向、出自虛榮等等，都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斷。」

「我們從來不會輕易地使用『他就是什麼什麼人』或『他就是什麼性向的人』，因為，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也被貼上很多標籤。」張懸如是說。

所以，她與作家哥哥焦元溥、妹妹焦慈溥，都非常介意而不去使用「各式各樣的特定字眼」，也不會站在「我是哪種人，所以我喜歡什麼」的立場去看任何事情。張懸說，她從小學會的便是，「這世界上沒有真正奇怪的人」，只有在當時時空下，看起來「不一樣」的人。

在她的眼中，台灣那麼小，遇見人的機率卻那麼大，不管你願不願意，我們都不斷地與各式各樣的人，緊密地分享自己的生活；於是，互相陪伴顯得特別重要。「當我們能看見每個人背後不能被複製的故事，就有可能真正不在行為或觀念上物化別人，也不會去區分或驅逐任何一種人，更不會覺得是『哪一種人』威脅到了自己的安全感。」

張懸因而認為，當區分「哪種人」的現象愈來愈少，而人與人相處的經驗愈來愈多時，台灣社會對於人權的想像跟堅持就會更健康、更篤定一點。

這樣的想法，同樣展現在她對婚姻平權的態度上。前陣子，她出席立法院公聽會便表態力挺修《民法》，認為它「應該被挑戰、修繕」，不該高高在上，更不是「可以砸破別人頭的匾額」。

這次接受《上報》專訪，張懸進一步闡述，儘管台灣歷經好幾次民主選舉，但婚姻平權卻是少見從社會中熟成、爆發的議題；這不是「我喜歡或不喜歡、我覺得或不覺得」的問題，而是社會上真的就有那麼多人對於修正民法是有需求的，最重要的是，「這是被我們當前政治人物所許諾過要討論的議題」。

因此，當有人拋出「專法」作為修法選項時，這讓她感到不可思議：「我們的政治人物實在是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甚至拿政治協商的手段跟過程，在媒體上引導成為一個法律的選項，這件事情我認為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張懸說，對法律有一定認識的人，哪怕是相關科系的學生都會知道，專法的作法不只不成立，而且還會讓台灣可能將要進入討論的人權議題，「談都沒得談」；而台灣的民主進程走到現在，「該是我們拉著政治人物進步的時候了」，如果還想要依靠政治人物的話，那就太自欺欺人了。

公聽會之後，張懸決定再發起一系列「公民對談」，地點就選在她發跡的女巫店，有網友留言發問：「如果是自己的問題也可以跟妳講話嗎？」
「我就是為了這些而辦的。」張懸回答。

她並要政治人物重新把政治良知找回來；因為，當年輕世代都可以從網路等多元的資訊管道，得知這世界「正在發生」以及「可能可以發生」的事，「那就不是你可以對著年輕人打混水仗的時候了！」

有人說，若想「一步到位」修《民法》，這太激進了，政治怎可能不妥協？但張懸對這說法可不買帳。

「激進這兩個字，有時候是我們自己心裡想像出來的怪物，就像高中女生的裙子一樣。」張懸打了個比方，說這就像是解嚴後的校園，面對不合時宜的校規，怎樣修改才叫做不激進？「光要動校規就是激進了不是嗎？」

「過去的校規寫得清清楚楚，女生裙子不能超過膝蓋以上，因為害怕學生會露出內褲，但不是每個希望穿短一點的女生就是為了要露內褲啊！」她說，若怕激進就不斷降低公民討論的門檻，那就會動輒得咎，什麼都可以被說是激進了；但激進的行為也可以是大破大立，至於結果會是「前瞻」或「激進」，完全取決於我們的作為。

張懸認為，所謂人權是，具有高度公民意識的社會，願意為了任何一個身分及處境的人去做努力，但卻不覺得這是在傷害國家利益，反之，是這個國家必須扛起照顧每個人的責任；而討論人權議題，本來就是一個會發生摩擦的過程，一個經得起摩擦的社會才是真正健康的社會，「如果這個社會跟我一樣，去參加公聽會就得流感的話，那也太爛了吧？」

延伸閱讀：【上報專訪】1周3場公民對話　這次張懸不戴「玫瑰色眼鏡」

她說，如果台灣是個自詡經得起挑戰的國家，那就應該繼續討論下去，而不是開出其他選項，用專法或把人劃分範圍去討論；因為人類不是產品，而人權議題，不正是一個不斷破除「擅自把人做分類」的過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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