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公眾人物身分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示範如何放下話語權。」就在首場「公民對談」登場前的這個下午，歌手張懸抽空接受《上報》記者專訪；儘管上月底出席立法院公聽會後染上了流感，她帶著尚未痊癒的身軀出現，伴隨間歇的咳嗽聲，一開口，就先詰問一番自己身為公眾人物的價值。

「公眾人物不是發了言，就代表完成了自己的公民責任。」張懸說，即便台灣已經歷了好幾次的民主選舉，但若老是有公眾人物擋在前面、掌握話語權，那麼即便事件過了，社會不但無法好好消化這個過程，民眾又怎有機會好好練習當個「公民」？

Rose-colored glasses，玫瑰色的眼鏡，原意是用來形容天真樂觀、乃至幼稚的看法。這次，張懸脫下在她創作裡的「玫瑰色眼鏡」，對談不預設立場，單純當大家的「垃圾桶」。

同理可證，張懸也要年輕人學習別再當「消費型的文青族」，「並非你支持誰的言論，就等於完成了你的立場，更必須停止『消費了就以為自己完成公民責任』的心態。」

當了10年公眾人物的張懸，過去已不只一次提及，她不信任公眾人物的價值；反之，透過每首歌，或每一次的表演，她盡力想傳達的是，作為一個公民必須具備的「獨立思考」能力。這也是她主辦這次公民對談的初衷：把話語權還給聽眾，與他們一起用公民身分對等交流。

張懸說，因為婚姻平權議題，她想陪大家重新體會一次什麼是真正的「公民討論」，去看看公民討論的價值「可以」怎麼發生，而不是「該」怎麼發生。而這不能只呼籲或要求，因為很多人在生活裡根本沒機會練習；大家有點像是被迫在一個什麼功能都沒提供的公共空間中，卻找不到一個「可敬的對手」可以完成對話。

「誠實來說，我是把自己當垃圾桶。」對於接下來每周3場、每場3小時的對談，張懸說，很多人會覺得，自己的意見除了在臉書或日記裡寫一寫之外，就無用武之地，甚至覺得是垃圾，「但我反而珍惜這些大家不要的垃圾；透過公民對談，我想看看人與人之間還有多少種交換意見的方式，還有多少種面向來看待一件事情。」

張懸也認為，公民對談絕對不是「誰要什麼」的過程，也不只是表達自己好惡、維持眼前多數人喜歡的東西，而是基於公眾、社會主體的利益出發，思考權利應該要如何擴及最多的人。因此，它不會像是鄰居吵架，或「為了讓你把車移走，而我想盡辦法幹嘛」，而是真正討論出社區要畫多少停車位、怎麼畫才對社區有最大利益。

沉寂1年多　公聽會40小時前決定參加

事實上，在11月28日出席立法院同性婚姻修法公聽會之前，張懸早已宣布「閉關」、暫別歌壇一年多，這次讓她在公聽會倒數40小時點頭答應要站出來，主因就是這些日子以來，社會上許多似是而非的反婚姻平權言論。

「今天如果我指控一個攝影記者殺過人，然後還在臉書上面發文，那他就必須開始舉證自己做過的所有事、證明他沒殺過人，但卻導致了不可逆的惡性循環，因為不管他如何舉證，這輩子都不用翻身了。」

張懸說，修法過程中，她看見推動婚姻平權的團體，處境有多艱難，甚至許多討論都被妖魔化；但即便事情被瘋狂地扭曲，他們還是繼續努力在做真實資訊的傳遞。「光為了這點，我就決定出來當一次死文青！」也決定要不厭其煩地出來跟大家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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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思考，在辯論人權議題時，是否犯了同樣的錯誤。」她表示，要妖魔化一件事其實是非常容易的，但這類要求別人舉證自己沒殺人、證明自己「完全具有正當性」的方式，實際上已否決了太多值得討論的事情。

張懸曾在創作《玫瑰色的你》時，挪用「玫瑰色眼鏡」的樂觀象徵，向一直為了美好事物努力、擇善固執的社運人士致敬；但這回，張懸不戴柔焦的玫瑰色眼鏡，對於婚姻平權修法，她直言，「35歲的我，給自己永遠的檢討及練習是，永遠不對特定事件帶有樂觀或悲觀的期待。」

她說，就算做好了悲觀的準備，不代表就沒有可以努力的方向；而無論發展看起來多樂觀，也不代表階段性的結果就會是永恆不變的結果，因為，後續依然要靠更多人的詮釋、消化、驗證，讓它真正變成社會上很普及的事。

張懸也說，她相信「改變」永遠無所謂好壞，重要的是當下投資了什麼，究竟是投資了好惡、個人觀點，還是投資了知識、歷史；這些投資都會累積到下一個自己關心及想要討論的議題。因此，這系列的公民對談她完全不設任何框架、也沒有任何期待，只有一份信任：「我信任台灣隨時有可能在下一刻就準備好，但在那之前，我不會放棄繼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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