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被捕毫無意外，若是以台灣戒嚴時期的「慣行做法」來說，早在他參與佔中運動之時，就會被請去喝茶了，早在他聲援反送中運動之時，就會被警調跟監了，早在他接受外媒採訪質疑中共政權之時，就會被以刑法一百條逮捕起訴了。

但中共一直隱忍到國安法通過，才一次性將蘋果日報七名高層全部逮捕。這樣的推遲，似乎意味著北京還是想要維持一個「法治」的假象，雖然這些法律並非民主程序的結果，所以絕不是「民主法治」，但畢竟是先有法，後有罰；符合了專制王權所聲稱的「不教而殺謂之虐」「三令五申」「依法而治」「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聖王法治假象。

類似的「惡法亦法」概念，也曾在台灣風靡一陣。統治者聲稱所有法律皆經過立法院同意通過，故意略去立法院受其控制而非全民意志之節。以「惡法亦法」強迫全體國民遵守其「私法」，這種統治手段，當然不是民主法治。

針對這樣的惡法統治，早期的台灣民主運動是以「統治正當性」來質疑，例如「台灣地位未定論」「解散萬年國會」等等。後期則發展出「公民不服從」的對抗概念，並且應用在 318 佔領立法院行動之中。這場運動認為，國家機器藉以統治的法律等手段，如果違背了公民意志，那麼公民有權越過法律，直接行使民意。

歷史上不管是北京、港英還是奉行威權思緒的台灣政府，宣揚推行「依法而治」「惡法亦法」並要求人民順服的目的，都在於穩定經濟，經濟是社會穩定之本，若是經濟不穩，社會必定隨之動亂，這是極權政府最懼怕的夢魘。

美中對抗興起至今，美國一直在進行的，最著力佈置的，也正就是打擊中國整體經濟，企圖從根本上瓦解中國共產黨建造了幾十年的「基於經濟發展的統治結構」，將其連根拔起。

如果美中對抗持續不止，那麼在過程中受傷最大的將是資產階級，從小資到中資到資本家們，都會在美國的經濟打擊中，受到經濟上的損害。中國從改革開放後逐漸出現的資本家和各種資產階級，累積了幾十年的財富，都可能在這場美中對抗中消磨殆盡，不管是因為美國經濟制裁而受損，或者因為共產黨統治集團為了彌補自身經濟損失而進行的「割韭菜」行動。

至於共產黨，他們最關心的是權力，權力才是一切財富的根本，只要權力在手，錢可以再賺就有；但只要失去了權力，那麼一切努力、幾十年經營，都將付諸東流。

現在北京和港府最關心的，其實不是逮捕誰、通緝誰，而是透過「依法逮捕」來說服香港及內地的資產階級自己有能力維持「社會穩定」，同時有能力對抗美國所發起的一連串經濟攻擊。

這種「我有能力對抗」的宣示思惟，就展示在「你有香港法，我就推國安法；你關我領事館，我也關你領事館；你制裁我在香港的代理人，我就逮捕你在香港的代理人」的報復性行動過程裡。

香港的未來，最終還是繫乎於港島以及全中國的「社會穩定」「經濟穩定」與否，而這兩者又密切掛鉤、互為表裏，就像是香港的命運和中國的命運兩者之間的掛鉤一樣。

這一切掛鉤，都起源於鄧小平基於民族主義統治需要而進行的「收回香港」這一歷史事件，而這一事件和其他事件，又都是為了「維護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個終極的權力目的而進行的。（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