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七月廿二日，來自台灣的李登輝前總統昂首闊步踏入代表日本權力中樞的永田町，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留下歷史記錄的鏗鏘有力演說。這是有史以來日本國會議員集體邀請台灣政要蒞臨演講的第一人，也是台灣領袖首次在日本國會殿堂的演講。

有二八六位超黨派的參、眾議院議員及一七六位秘書，共四六二人躬臨盛會，讓只有四百個席位的會館為之爆滿。

這位全身洋溢著武士道精神的台灣領袖，用流利的日語向這些當今日本政壇的菁英們，以「台灣的典範轉移」為題，藉用美國史學家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概念，行雲流水般將三大主題「台灣人的認同」、「中國政治特性」、「台灣的自由民主成就」很自然地連貫一起，娓娓道來。而且，李前總統本人橫跨日治時代及中華民國統治時代，如今，已經很少有人能以親歷者的身分鋪陳這段歷史。所以，言者諄諄善誘，聽者津津有味。

李前總統認為，「台灣意識」是歷經不同時期的外來政權統治、少數駕馭多數、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矛盾對立及族群鬥爭，所激發出來的產物。

戰後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和歷代的中國政權如出一轍，都是從黃帝、堯、舜、夏、商、周，一脈相承的法統思維下的產物。其特性是藉由繼承道統來建立自身的合法性，這種以古為師、唯古是尊的「託古改制」思維，使得中國歷朝歷代的改革都以失敗收場，幾無善終，以致中國歷代都無法真正改革，所以自古以來，中國式改革，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託古不改制」（換湯不換藥）。

台灣政治發展的軌跡，是一種嘗試擺脫中國歷史發展的停滯狀態及掙離舊有法統窠臼的過程，用民主改革、注入新思維，來建立具有主體性的新體制。台灣的經驗是從「少數族群威權統治造成族群對立」的舊典範，取而代之，成為「民主機制多族群共存社會」的新典範，李前總統稱之為「脫古改新」。

李前總統在演講中指出，他現年九十二歲，就算高估一點，他能為台灣效勞的時間大概只剩五年了，為了替子孫們打造更成熟的民主社會，他要把餘生獻給台灣。

兹將李前總統在日本國會的演講全文（原文日文）記述如下：

〈台灣的典範轉移〉

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先生、岸信夫眾議院議員等先進，以及齊聚會場的諸位國會議員、秘書，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李登輝。

今天，有機會在國會議員會館發表談話，感到非常榮幸。我想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跟各位談談台灣如何建立主體性的過程，從中國式的「託古改制」到台灣式的「脱古改新」這種典範轉移，以及台灣今後應該推動的「第二次民主改革」和憲改。

一九二三年，我出生在台灣北部的淡水小鎮，接受完整的日本教育長大成人。

從少年時代到高中時代，有機會廣泛接觸各國古今先哲的典籍和言論，這是當時日本教育重視教養的良好遺產，我到現在還是感謝這種教育。

我在京都大學求學，後來只是一介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但是，緣於意料之外的偶然，蒙受後來擔任總統的蔣經國注意，他希望重振衰敗的台灣農業，我就因此踏入了政治圈。

料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八年擔任副總統的時候，由於蔣經國猝逝，結果讓我當了十二年的總統。這個偶然的機遇，我決定全力為台灣打拚，工作上自我勉勵，期待早日確立台灣的主體性，並提升台灣人的尊嚴。

一九四五年，統治台灣的外來政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被迫放棄台灣，台灣因此被戰勝國盟軍指派蔣介石接收占領，開啟另一個外來政權「中華民國」的統治。

當時台灣所處的環境是，從強調「天下為公」的「大日本帝國」，突然轉變為標榜「天下為黨」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新舊外來政權就在台灣進行交替。

日本統治不過五十年，台灣就進入現代化社會，但突然由一個文明還不如台灣的新政權統治，當然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嚴重混亂。

突然間，人民對腐敗的國民黨爆發不滿，遭受武力鎮壓的二二八事件，原因就是台灣與中華民國兩種不同「文明的衝突」。

台灣數百年來都是被外來政權所統治。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由人民直選總統，正式脫離外來政權的統治。日本人統治的時候，學生在教室講台灣話就會被罰跪，日本人走了，國民黨政權來了，台灣人還是受罰。我深深體會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總而言之，過去的外來政權如日本時代，台灣人和日本人相比就有差別待遇，但是頌揚台灣「回歸祖國」的中華民國，雖然把台灣人稱為「同胞」，但台灣人還是存在奴隸般的狀況，台灣人無法努力邁向自己的前程，也不能開創自己的命運。所以，台灣人之間便湧現「台灣人是什麼？」這樣的疑問。

日本統治時代的台灣人，學術上稱為「邊緣人」（marginal man），也就是說，雖然屬於不同的複數集團，卻無法完全歸屬於任一集團，而是處於各集團邊界的人，沒有個人尊嚴。

然後，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人開始徹底反省自己是什麼？同時，台灣人應該建立自主政權而非外來政權的主體性。若非如此，台灣人就不能作為有尊嚴、獨立性的人。透過這個過程，就是自覺為「新時代台灣人」的省悟。

在此意義上，「台灣人」之所以能夠建立穩固的「身分認同」，可說是外來政權統治下的產物，因為外來政權的統治，正是確認自己是「獨立台灣人」這種絕對意識的契機。

戰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中華民國，也是外來政權，而且，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歷史從黃帝以降的夏、商、周到明、清一脈相承的帝國體制。

這個體系被稱為「法統」，是正當繼承政權之意。這個法統之外，就是化外之民、夷狄之邦。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就是「一個中國」的歷史。

而且，這些帝國都一樣必須修正託「古」制度這種「託古改制」的思想。現在的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的延伸，在我們看來，中國只是進步與退步不斷重複的政體。所以，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以中國為模型，提出「亞洲式發展停滯」的理論，並非沒有道理。

孫文建立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具有理想性的新政體，可惜因政局混亂，理想無法實現，基本上還是延續中國法統的政體。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源頭來自蘇聯共產黨，但是既然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建國，還是無法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

共產革命帶給中國的，不是讓中國擺脫亞洲式的發展停滯，也不是擺脫中國，而是一種中國傳統霸權主義的復活，以及癡心妄想皇帝制度的重現。

中國的五千年歷史，都是在一定空間和時間之中，一個朝代與一個朝代的連結體，就算是新朝代，也只是上一代歷史的延長而已。歷代皇帝大多忙於鞏固權位、開疆拓土和掠奪財富，很少為政治改革而努力，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

中國歷史上雖然也有幾次政治改革，可惜都失敗了。就整個帝王統治過程來看，每個朝代無疑都在玩「託古改制」的把戲。所謂的「託古改制」，其實應該說「託古『不』改制」比較貼近事實。

面對這種五千年的封閉帝王政體，魯迅曾有如下看法：「這是被囚禁在幽靈圍牆中，循環演出的戲劇；亦是在古國之中，螺旋前進的無聊表演。」

對於中國人的民族性，魯迅說得更精準，他說：「中國人不只『爭亂不為首謀』、『禍患不為元凶』，而且還是『幸福不為先達』。所以，所有事情都沒有辦法進行改革，沒有人願意扮演先驅者與開創者角色。」我認為魯迅的觀察相當精闢。

如前所述，中國法統的「託古改制」，顯然已經不被近代民主化潮流所接受。本人於是提出「脫古改新」的新思維，作為改革的方向。

「脫古改新」，目的在切斷「託古改制」餘毒的亞洲價值，擺脫「一個中國」、「中國法統」約束，開拓台灣成為具有主體性的民主國家。（下篇請點這裡）

*本文摘自《李登輝訪日秘聞​​》，前衛出版。

【作者簡介】

王輝生

出身：
台灣南投縣魚池鄉

學歷：
京都大學醫學博士

職歷：
島田市民病院醫長
京都大學附屬病院醫長
三菱京都病院醫長
大津赤十字病院醫長
醫療法人 輝生產婦人科內科小兒科醫院院長理事長
日本台僑李登輝之友會會長
京都大學日台交流協會創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