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三國志》也在「四史」之列呢？

陳壽在西晉時寫《三國志》，遭遇了和范曄寫《後漢書》恰恰相反的問題─他的時代和三國時代太接近了。他沒有足夠的時間消化、深思並安排歷史材料。《三國志》的文本相對粗疏，大部分的〈傳〉都很簡略，也沒有特別的文采，在文學上說不上有什麼傑出的成就。從史學上看，陳壽也不曾在這部書中加添什麼獨特的洞見或創意。

單就文本看，《三國志》和《史記》、《漢書》、《後漢書》實在不在同一個等級上，將它放進四史中很勉強，似乎太抬舉這部書了。那為什麼傳統上會如此高估《三國志》呢？

有一個理由不能不提，作為一部史書，嚴格來說，《三國志》的作者不只陳壽一人。唐代以降的《三國志》，作者名字掛的都是陳壽，然而真正流通的版本，陳壽創作的部分其實不到四分之一。書中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是由一位大約和范曄同時期的人裴松之完成的。

陳壽運氣好，有裴松之費了大工夫幫《三國志》做了詳密的注釋。在裴松之的那個時代，還看得到許多與三國相關的不同材料；裴松之的那個時代，對於史學觀念有了進一步的探討；裴松之的那個時代，已經和三國拉開一段足以沉澱、客觀評判的距離。這幾個關鍵因素，使得裴松之具備了比陳壽更好的史學條件。

但裴松之選擇的，不是自己另外寫一部關於三國的史書，而是為陳壽的《三國志》做詳盡的注釋。「傳注」在中國書寫歷史上源遠流長，不過「傳」或「注」，過去都是針對「經」，是解經的重要工具。裴松之卻挪用解經的手法，拿來注釋一部史書，光是這樣的做法本身，就抬高了《三國志》的地位。

不過，裴松之為《三國志》所做的注，在寫法上、目的上都和解經的注大異其趣。他的目的不是要讓人讀懂陳壽的原文，或是挖掘陳壽原文中有什麼深意，而是要補充《三國志》的內容，將許多他看到的史料附加到《三國志》裡。

裴松之自覺地將他所做的注分為六類：第一類是「引諸家之論，以辯是非」，引用各種不同說法，分辨究竟真正發生了什麼事；第二類是「參諸家之說，以核偽異」，比對各家不同說法，將陳壽書中的錯誤糾舉出來；第三類是「傳所有之事，詳其委屈」，將陳壽寫到的事，利用其他史料將來龍去脈說得更清楚；第四類是「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陳壽沒寫到的事，利用其他史料進行補充；第五類是「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陳壽寫過的人，將其生平描述得更完整；第六類是「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陳壽沒寫到的人，將他們的事蹟附加在相關人士的傳記之後。

從他說的這六類，我們就知道：第一，以裴松之的標準看，陳壽的《三國志》其實寫得很粗，需要以他所掌握的史料，仔細訂正與補充；第二，裴松之主要是用《三國志》當作架構，以便將自己看到、蒐集來的各種材料擺放進去。

等到裴松之將這些材料擺進去，《三國志》實際上變成了另外一部書。而且在裴松之注完《三國志》後，歷經南北朝到隋、唐的大動亂，裴松之看過的許多材料紛紛佚失，於是隨著時間推移，保留在《三國志》注釋中的史料就愈顯珍貴。

《三國志》被列入四史，主要功勞不在陳壽，裴松之的貢獻毋寧更大。值得好好讀的，不該只是陳壽的文本，還要讀裴松之蒐羅、附加的豐富注釋。文本加注釋的《三國志》，才算得上具備崇高史學地位的《三國志》。

*本文摘自《不一樣的中國史5：從清議到清談，門第至上的時代──東漢、魏晉​》，遠流出版。

【作者簡介】

楊照

本名李明駿，1963年生，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曾為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

擅長將繁複的概念與厚重的知識，化為淺顯易懂的故事，寫作經常旁徵博引，在學院經典與新聞掌故間左右逢源，字裡行間洋溢人文精神，並流露其文學情懷。近年來累積大量評論文字，以公共態度探討公共議題，樹立公共知識份子的形象與標竿。

曾任《明日報》總主筆、遠流出版公司編輯部製作總監、臺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新新聞》週報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等職；現為「新匯流基金會」董事長， BRAVO FM91.3電台「閱讀音樂」、臺北電台「楊照說書」節目主持人，並固定在「誠品講堂」、「敏隆講堂」、「趨勢講堂」及「藝集講堂」開設長期課程。著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文學文化評論集、現代經典細讀等著作數十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