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中文圈內主流自由派與民族主義者都共用著一套現代化敘事大框架，即使制度理念有所不同，但都無礙他們共同對一個「已完成」的，弱肉強食的所謂先進文明的話語崇拜。唯鑒於此，才能理解為什麼追求西式民主自由的宗教右翼對種族資本主義歧視和剝削黑人問題視若無睹，「這種人」「這種文化」如何如何有問題成為順理成章的探討。

今日歐美發達國家之所以獲得如此大的物質與規範制度的成就，仿佛就是科學理性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使然，上帝選擇的文明進程（用狂熱的福音派口吻說），而且這一切似乎為自發建立的。面對今日世界如此巨大的經濟結構不平等和嚴重的剝削與異化問題，以上持文明論者和歷史進步論者鮮有能力與意願追問究竟整個資本主義現代化中發生了什麼？誰不能發聲？

專治資本主義歷史的美國學者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在近年大作《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已清楚指出，暴力與國家干預是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共用的本質特徵。作者通過追溯創造了一個關於土地、勞動力、運輸、生產和銷售的全球性網路的商品棉花，研究背後始終變動的政治經濟秩序，將資本主義全球化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也有互滲）：戰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全球資本主義。

「戰爭資本主義」，與之前學術界慣用的「貿易資本主義」（即工業革命前的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家強調的契約和市場不同。歐洲殖民帝國在美洲開啟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土地掠奪，憑藉對遠洋航行技術的掌握和武裝航運的暴力，建立起一個全新的連接美洲、歐洲和非洲的貿易網路（加勒比海的棉花種植園、從非洲強行販運而來的奴隸勞動力、大西洋沿岸的市場、組織化的遠洋運輸、國內棉紡工業、銀行和金融行業的統合和控制）。而這一商業網絡的創建是一次對不同空間的勞力資源的大規模重組，也是對全球市場的重塑，其結果是創造了一個組織化的、具有全球規模的等級分明帝國。

歐洲殖民帝國一方面用暴力強佔印第安人土地，准允和保護跨大西洋的販奴貿易，另一方面則在內部致力於建構保護私人產權的法治，通過開啟保險業、金融業和運輸業，創造一個有利於商業資本主義運作的環境。而這種戰爭資本主義的雙軌制實踐為 18 世紀後期的棉紡工業技術發明，工業革命的產業潛力奠定了基礎。如葛列格對水力紡紗機的使用成倍地提高了效率，為英國棉紡工業革命的起飛提供了技術支援，技術革新與戰爭資本主義創造的全球貿易體制相結合，推動了一種新型資本主義的生長。總之，英國以及歐洲的率先崛起，除了擁有武力、經驗和知識之外， 還因為它創造了一個組織化的、被監管的和被控制的生產過程。

工業資本主義的形成

而十八世紀後期工業資本主義的形成，新的棉花帝國的有效運轉需要兩支新的支撐力量：全球性的勞工隊伍和全球性的商品交易體制。而捕獲適合新型奴隸制經濟的勞動力則為重中之重，與國家合作的資本家會利用行政、法律、財稅杠杆、基礎設施建設滲透前現代社會（農村），將個人從人身和土地依附關係中抽離出來，剝奪其賴以為生的傳統謀生方式，將之變成芸芸無產大眾中的一員，以供工業資本主義壓榨之用。美國南方種植園的奴隸勞工、歐洲和北美棉紡廠的工人（尤其是童工和女工），以及其他空間中的各式勞工，他們被工業資本主義的新秩序組織起來，分享無產階級的共同身份，但被限制在棉花帝國網路的不同環節中，生活和行動的每一個細節都是圍繞機器生產的旋律轉動。國家則通過官僚機器和法治體制，強制實施低工資制，並對勞工階級的反抗進行暴力鎮壓。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內戰打響後，因南方廢奴可能會導致棉花原料生產不足，歐洲資本家竟曾給壓力于本國政府，考慮與美國南方邦聯建交。

也正是在美國廢除黑人奴隸制後，苦於尋找廉價高效勞動力的歐洲資本家在新一輪的「多元統合」中，將棉花帝國空間範圍延伸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全球南方的鄉村地帶，動用國家力量與殖民地政策壓力，使那裡的鄉村人口變成了單一種棉人口，同時被明確界定為工業棉產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因此十九世紀後葉印度遭遇了幾次前所未有的大饑荒）。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棉花工程與國家榮譽和財富鎖定為一體，成為一種國際項目。

但這種以謀求自身利潤為出發點的努力對全球南方國家原有經濟體系和商業網絡造成的破壞是巨大的，西方棉紡資本和技術對全球南方國家傳統手工業生產的強行取代，在作者看來，是一種發生在全球南方國家的「去工業化」過程。他們將棉花生產、銷售、運輸等高度一體化，利用母國對合同法和財產權法的保護，借用鐵路等新技術和殖民主義統治的權力，為西方國家的工廠主提供直達全球南方國家鄉村地區的直接通道。殖民地政府則通過不合理的稅收制度打擊殖民地的本土產品，為本國商人開闢市場。殖民地的基礎建設也以滿足宗主國的需要優先考慮，並不考慮殖民地人民的需要。全球南方國家成了棉花帝國網路中的原材料提供者的初級環節。

而隨著二十世紀西方國家內部的民主化和全球南方國家本土資本家的崛起，殖民主義政策難以為繼，全球南方國家的民族資本主義在崛起中將自己的命運與民族獨立相連接，並結合和利用了內在的文化和經濟基礎（同樣包括了廉價的本地勞動力和嚴酷的低工資制度），雖然其發展路徑與戰爭資本主義不盡一致。譬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獲得了一個權力集中的管理現代化的體制，中日甲午戰爭後獲大量賠款，侵佔朝鮮和日俄戰爭後又獲得海外殖民地，低工資的勞工待遇與政府的信貸支持成為其棉紡業起步的關鍵，但其特殊的政治體制則導致工人受極端的剝削（被趕出農村的婦女）。

更有甚者，作者提到在類似中國，印度，埃及等後殖民國家獲得解放後，為了盡快打破帝國主義商業體制，更快向以本土為重的工業資本主義過渡，包括動員勞動力，領土，市場和原材料。由於工業資本主義依賴國家，這種「大躍進」往往導致後殖民世界的極端國家主義結果——後殖民甚至後資本主義政權現在使用殖民主義的工具來整合領土、資源，特別是勞動力，而且要激進得多。此說相當應和了不少歷史學者對年中共建政後中國迅速轉為一個重工業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判斷。

不迷信西方現代文明話語的權威

當然，正如作者所講，棉花資本主義是一個關於控制和剝削的故事，同樣也是一個關於「自由和創造性」的故事。如十九世紀時期資本家勾結國家官僚體制和法律壓榨勞工階級，而資本主義對國家的依賴也為自己埋下了破壞性的種子。當經歷無數次罷工抗爭後（通過血汗抗爭爭取到更好的工作待遇與工作選擇，這是很多強調市場自動調節的經濟教科書所忽視的），歐洲工人階級最終獲得政治參與權並可對國家施加壓力，國家為維護自身穩定也不得不做出妥協。作者所稱的「最終資本家對國家的依賴將變成勞工的最大力量所在」的含義正在於此。

今日我們面對如此不公平和暴力的世界，批判整個資本主義現代化形成的不公不義，不是為了天真地站到它口頭上對立的另一個霸權意識形態下，而要堅持實用主義式批判的策略運用，不迷信西方現代文明話語的權威，但有時亦能巧妙利用這話語權力去制衡惡政，如今這在中文輿論場上難能可貴。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