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社首任社長楊國樞兩年前過世時，時任總統府秘書長的陳菊曾在臉書發文悼念，因為他是戒嚴時期，少數不畏威權，敢於聲援黨外的大學教授，且服膺民主自由的理念和價值，即使受到特務監視也不改其志。但楊國樞其實也曾多次撰文挑明黨外人士的弊病，而今回溯，雖是逆耳卻是忠言，陳菊感念他當是其來有自。

民進黨創黨前兩年（1984年），黨外組黨儘管雛型漸成，過程其實並不順遂，而且不全是來自一黨獨大的國民黨對它進行了壓制，同志之間亦是紛紛擾擾，加以黨外民代問政氣勢愈顯軟弱無力，讓黨外運動一度出現躊躇不前的瓶頸。楊國樞即為此寫下一文《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春》，直接擊中黨外痛處。

當年，許多人基於對民主政治的追求，將黨外運動看成一種能引發政黨政治良性循環的可能性，偏偏頭角崢嶸的黨外人士屢有互相批鬥現象，尤其再藉由興辦「黨外雜誌」各立山頭。依照楊國樞文章所說，這樣的互鬥，不僅有損黨外追求民主的形象，更讓人開始懷疑他們的水準和從政真正意圖。有一段時間，黨外政治形象在社會大眾心中的確是混沌不明、曖昧不清，當然也對其失去信任，影響所及，就是直接妨礙台灣民主運動的正常發展。

楊國樞為文主要目的，即是勸諫黨外人士，就算相互批判有進行自我調節的作用，若失去更高的耐心和理性，以開闊的眼光與氣勢去檢討彼此，則將無法凸顯出清楚的政治導向和理路，如此黨外發展必然出現膠著，最後非得徹底變化體質，不然無以為繼。

就楊國樞所言，黨外恐因急切謀求政治發展，卻未看清楚自己的條件現實，以至誤判自己和國民黨較量的本錢，不知以質取勝才是重點，急切過頭，就是無法就事論事、心存厚道，經常出現不具政治意義的批評，也忽略了當時最為殷切的民主理論探討，和對台灣前途等重大問題的解析。再者，黨外民代人數有限，質詢時若不重視相互支援和配合，且只有在選舉時才考慮到自己的政治訴求對象，平時則含含混混，無怪乎很難達到實質制衡執政黨的作用。黨外的發展策略，若能以光明正大的方式，組織多種正式或非正式團體，從而建立更高層的體系，加以協調與節制，隨時勢的演進，再使其制度化，如此循序漸進，水到渠成，多年之後，社會大眾自會以真正的政黨看待黨外。

這些建言，不確定當時影響黨外多少，但以陳菊日後對楊國樞的追悼，也應該不是毫無正面幫助。

楊國樞曾撰文挑明黨外人士的弊病，而今回溯，雖是逆耳卻是忠言，陳菊感念他當是其來有自。（圖片取自陳菊臉書）

就在黨外進一步組成民進黨後，台灣民主又有了新的發展問題，也就是1990年同為楊國樞為文提及的，當時許多知識分子已公開表露了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不滿，而出現應該籌組第三黨的意見。

但，楊國樞在一篇《我們需要甚麼樣的第三黨》文章中，看到關於「第三黨」的問題卻有三。一是「個別政治人物組黨，籌設的新黨不應標榜個人形象，因人設黨的政黨，性質上仍屬於一種後援會，只能算是『政治角頭黨』」，二是「幾位有實力的政治人物站出來組黨，若其政黨旨在保護自己的形象和票源，則可以稱之為一種『自求多福黨』。」，第三，「為了超越在既有政黨下的共同困境而組黨，終究難有共同政治理念，縱有造勢聯盟和競選聯盟，最後還是會因現實而結合，再因現實而分開。」而以上無論哪一種，都是人在黨在，人亡黨亡。

當時所謂第三黨的指標人物，有被民進黨停權的朱高正，以及在立法院成立次級團體「新國民黨連線」的趙少康。數年後回看這兩人，楊國樞難道不是一語成讖？

包括時代力量，又或者其他有志成為第三勢力的政黨，或可從當初黨外經驗，以及楊國樞的建言望見自身的侷限。過往時勢造英雄的環境條件也許不同，但一民主社會中關於政黨政治的原理原則，仍有一定脈絡可循。另外，民進黨是1986年創黨，2000年取得執政，過程中有14年的時間累積政治資本和整合社會資源，而今，又有多少人因為乘風而起，想抄捷徑，又可能發現選總統的「門檻」已不像當初那般高不可攀，於是三兩下就直接以當總統為目標，是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還是只是有幸下了幾顆老鷹蛋的母雞？這又是他們另外需要傷腦筋弄清楚的事了。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