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驌是一個植物學家，胡宗剛編的《胡先驌年譜長編》對其生平思想、經歷，搜羅頗詳。 1948年他已經55歲，在北師大生物系任教授，並主持靜生生物調查所。3月15日他在北平寫信給老朋友任鴻雋說：「此間各教授頗有組黨之意，而深以胡適之不能領導為憾。

吳景超、錢端升、周炳琳等已有一新組織，惜不肯公開承認反共，故與另一派人不能相合也。」信中說，他要在即將召開的靜生生物調查所會上提出「適應時局決定大計案」。隨信還附上了他幾天前（3月11日）在《經世日報》發表的時論《今日自由愛國分子之責任》，顯然「自由愛國分子」是他對自己的定位，他既對國民黨的施政持批評的立場，又不認同共產黨的那一套，在中國面臨嚴重情勢時，他試圖有所作為，組一新黨，團結同道就是他的思考。此文也是對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回應，司徒希望中國的知識份子和受教育人士，可以組一新黨，對政府作建設性的批評，以宣導若干有關改革之主張及進步之運動。文章說：

「兩年以來，作者屢與智識分子談及另組新黨之必要，國民黨中雖有愛國之士與賢明之領袖，但極端反動自私之分子，在黨中操有甚大之權力，使黨政無由革新。前年夏間青年團在牯嶺夏令營中，即有另行組黨之運動，蓋有血氣之青年，不忍坐視其本黨之腐化也。終於屈於外力，組黨之運動失敗，至去年黨團合併，而革新運動匿跡銷聲；民盟則以甘為中共之工具而致分裂，一部分成為政府之友黨，但求在政治上分一杯羹；一部分則變為共黨同路人，而為國人所唾棄。

今日中國所需者為認清共產主義之威脅，而又不肯與腐化分子同流合汙之智識階級人士，組織一類似英國工黨之左翼政黨，不用陰謀或叛亂以圖推倒現在之政府，無寧協助政府以謀在政治經濟與土地政策上作重要之改革。作者深信登高一呼，其應必響。…吾以為若各大學之教授，各農工商業之技術家，各研究機關之科學專家，若全國一致組織一偉大之進步政黨，則極感煩悶之青年與各階層之民眾，必群趨於其旗幟下，而造成一不可禦之勢力。」

他盼望這一新黨能號召民眾阻擋共產主義的狂潮，黨名他也想好了，就叫社會黨。3月23日，他與胡適南下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就談過組黨之事。得知蔣介石有意推胡適為總統候選人，他後來在《對於我的舊思想再檢討》中自述：「我願意胡適之當選總統，我並不是佩服胡適之。我認為他太保守了，而且我也知道胡適之雖當總統，仍是一個傀儡。但是他是一個名流，他當選總統，可以一新社會的耳目，一些進步人士可以獲得一部分政權，政治設施總可會有些進步。」

他在植物學研究中抬頭，看到當時的政局面臨劇變，心裡著急，又無用力之處，對於胡適寄予的期望也迅速落空。好在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崩解前夕，尚有有限的新聞自由，至少他的言論還可以見於報端，雖然書生之見無人當回事，國共雙方只是各憑武力說話。即使7、8月間，他忙於社會黨的組織籌備，經常在靜生生物調查所開會，也未遭到什麼干預。

9月10日，天津《大公報》發表12個教授聯名簽署的《中國的出路》，又名《社會黨政綱》，胡先驌、朱光潛、樊際昌、毛子水、張佛泉、王聿修等都列名其中。他們表示：

「現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著極權共產主義的威脅。…要民主憲政成功，至少須有二個以上像樣的較大政黨，然後人民始能有選擇，政黨始能彼此發揮監督砥礪的作用。但我們更反對極權共產集團。因為假如極權共產集團得勢，人類便將要開倒車，一切的進步理想便全完了。」

也就僅此而已，社會黨未見正式成立，也無什麼活動，主要還是停留在思想、言論的層面。9月19日，他在天津《民國日報》發表《國民黨欲革新須向左走》，指出：「國民黨如欲免除共產黨之威脅，只有向左走。…左傾本革命黨普遍之精神，共產黨如是，社會黨如是，勞工黨如是，國民黨亦如是。所有別者，共產黨主張獨裁，而他黨則主張民主矣。」這種判斷也許太簡單了些，對共產黨的認識和對將要面臨的現實威脅卻是清醒的。

他在國共交戰緊張之際發出的這些聲音，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迅速就被掩沒了，直到編年譜的學者將這些文字重新抄出來，讓我們也有機會看到。一個長期在植物學領域深耕的知識人對未來的預告和警醒，將要到來的時代遠比他想像的要嚴酷，而他竟然沒有走，他和所有沒有離開的知識人一同承擔了在極權共產主義下生存的命運，這恰恰證明他1948年的擔憂是正確的，只可惜他的呼號當時沒有得到廣泛的回應。一個民族走上一條怎樣的路，與這個民族千千萬萬人的認知有深刻的關係，而這個民族就要為這樣的認知承擔苦痛的代價。

像胡先驌這樣看得清楚的少數人尤其顯得可貴，起碼他在國共之外想到過自組社會黨，我想到了另一個知識人、農學家董時進，也曾組織了一個農民黨，與那些一心想在兩邊分一杯羹的那些黨派領袖有所不同，他們更純粹，更有理想。近日讀中國青年黨要角之一餘家菊的日記，在1947年、1948年，當青年黨在國民黨政權中分得一些位置時，黨內鬥爭之激烈也是外界所不大知道的。在一個充滿了權力誘惑的世界上，一個知識人要想乾淨地活著，並且在專業之外保持公共關懷，不是容易的事，胡先驌在1948年的所思所為，在時局的推演中看似螞蟻搏大象，完全無力扭轉什麼，但他照樣發出自己的聲音，哪怕微弱，哪怕沒有廣泛的回應，他已盡了心、盡了力。是非從來就分明，只是成敗已惘然。在時間深處，他的聲音還是那樣硬朗，不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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