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我在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第一次見到哈維爾，我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感受：

「我和他的座位僅僅相距三米，而且是面對著他，我，一個純粹的觀眾──觀察者，得以不露痕跡地、不被被觀察者意識到地注視他──一個世界舞台上的新型政治人物，兼有詩人、劇作家、異議份子、囚犯、思想家等多重身分的人，現為捷克共和國總統的瓦茨拉夫．哈維爾先生。

他稍顯不安地坐在貴賓席上，神態安詳，嘴裡似乎在咀嚼著什麼，偶爾會發出輕微的咳嗽聲，這大概來自肺部──菸草的傷害。他的目光偶爾會變得游移、寬厚並帶著懷疑地掃視演說台上對他發出無窮讚美，並詳盡敘說著他生平的主持人。台下，是成千上萬的哈佛人，他們不時地發出重複的掌聲，並持續地用敬慕、榮幸、渴望了解（無知？）的目光端詳著這位陌生的、曾經生活在共產主義世界幾十年的制度終結者。作為榮耀的享受者，哈維爾的目光會和他們交會，同樣也是友善、好奇和陌生的。標準的錦上添花，一個被象徵化了的人物面對被同樣符號化的「哈佛」大眾。這是一年一度儀式性式的歷史性一幕──哈佛大學一九九五年的年度學生畢業典禮。哈維爾是這場典禮的主講人，他還將被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作為我此生中最為關注的人物，整整三個小時，我得以冷靜、猶如閱讀作品般不被打擾地「閱讀」這個被賦與了人類歷史中重要角色者的面部表情，猶如我數年來閱讀他的作品。那也許是多年來從事地下活動的職業反應，他掃視外界的目光是驚覺的，一劃而過，並不持久逗留。更多的時刻，他陷入沉思，並不時被他左右及後面的歡呼者喚醒，他要點頭應和別人對他的提示，他的沉思還不斷地被儀式上演說者因提及他的名字而抬高的音量打斷，瞬間，他回復了應持的常態，對誦頌他名字者回以謙躬並帶著羞澀的微笑。顯然，他不是在權勢者的氛圍中長大的，他的謙遜則可能來自弱者因強敵環伺而顯現的自制，而他常常不自覺地陷入的沉思是哲學式的嗎？還是由於身陷於陌生的語言環境所流露的心不在焉？總之，他在這一刻毫無權勢者被奉承環繞時所流露的意滿志得。這是哈維爾而非總統哈維爾。」

七年後，我在美國再次見到哈維爾，仍舊是戲劇性的。2002年9月19日下午，星期五，我的紐約公共圖書館駐館作家任期的第一周。這座完全由大理石壘成，巍峨如宮殿般的圖書館主樓座落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心--四十二街第五大道上，面積覆蓋了和第五與第六大道（Fifth Ave and Sixth Ave）上的整整三條街。這是紐約的文化地標，是書和思想的重鎮。

下午三時，圖書館內我的工作室中，藏族朋友小楊正為我的電腦安裝中文軟件，紐約公共圖書館學者及作家中心助理主任帕米拉（Pamela Leo）敲門告之，她剛剛獲知，捷克總統哈維爾今天下午將造訪紐約公共圖書館並贈送他的捷文著作全本，三點半，圖書館將舉行正式的贈書儀式，館方特別請我前去參加。

我隨著帕米拉來到與「學者及作家中心」同一層樓另一端的亞斯特大廳（Astor hall），廳外已戒備森嚴，工作人員和持通話機的聯邦安全局便衣拿著來賓名單一一核對著每一位應邀參加贈書儀式的來賓。此刻，可容納近百人的大廳內已坐滿紐約文化界人士。我才坐定，哈維爾和夫人達格瑪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館長克萊斯克斯（Paul Leclexc）博士陪同下進入了大廳。

比我三年前在布拉格總統府見到時顯得健康，氣色很好，仍是那張被歲月刻下深痕的臉，但十年前照片上呈現的消瘦和深邃已不復見，多了些和藹及笑容。他和夫人及隨員迅速在演講台右側站定，紐約知識界的菁英們帶著敬意起立鼓掌 ──對一位結束了專制制度的傳奇人物、一位人類思想進程中的資深作家表達敬意。

儀式是標準的紐約文化界主流風格，莊嚴、刻板及內斂的緊湊。圖書館館長首先簡短致詞，他鄭重歡迎哈維爾總統伉儷造訪紐約公共圖書館。然後，紐約公共圖書館人文及社會科學部主任菲力普斯（Rodney Philups）致正式的歡迎辭。在他飽滿、抑揚頓挫的知性頌辭中，他回顧了哈維爾做為一位作家和知識分子的一生，然後，向哈維爾介紹了紐約公共圖書館人文社會科學館做為美國收藏珍本書籍和作家、學者手稿資料最多的館藏圖書館的歷史。十分鐘的演說是快節奏的。

隨後，美國的思想重鎮《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主編席維斯（Robert B. Silvers）代表紐約知識界向哈維爾表示了熱忱的歡迎。他說，《紐約書評》從1970年代哈維爾做為一個異議知識份子在捷克和專制政權抗爭時便開始刊登哈維爾的文章，迄今已持續了幾十年，《紐約書評》一直引以為傲。最後，是哈維爾的致辭，他言詞懇切地陳述了圖書館在他人生中的重要性，他對他的書能置身於紐約公共圖書深感榮幸。最後，他用感性的語調宣告，卸下已近十三年的總統職務後，他將回復文人生活。在人們的注視下，哈維爾將由綠色硬盒裝著的十四本捷文著作交給紐約公共圖書館收藏。

一個多小時後，哈維爾來到離紐約公共圖書館只有數街之遙的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在美國前總統柯林頓、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也是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的猶太裔作家埃利．維塞爾（Elie Wiesel）的注視下，向紐約市立大學的學生和教授發表了以總統身份在國外的最後一次演說〈政治，再見！〉。

演講中，哈維爾自嘲：「自己確實在歷史的意外中被逼上這個位置」、「其實是命運對我設下的殘酷陷阱」。但他也堅定地認知，「即便如此，有一件事是我能確定的。那就是，不管我是如何扮演了分配給我的角色，不管我當初是否要接受或是否配得上這個角色，也不管我有多滿意或多不滿意自己努力的結果，我把出任總統當作命運給我的一份厚禮。我始終是擁有了介入真正改變世界的歷史事件的機會。也因此，為了這麼一個人生經驗以及創造性的機會，那所有隱藏在其間的陷阱都是值得去面對的。」

無疑，哈維爾在此為他的總統生涯做了強有力的辯護，這種辯護的內在原因是哈維爾作為知識分子和作家的自我懷疑和自省，同時，他也坦承，總統權位使他的人生產生了巨大變化。

哈維爾可能是當代政治領袖中唯一一位親自撰寫每一篇演講文稿的總統，甚至可能是人類史上唯一一位所有的文稿均自己撰寫、從不假他人之手的總統。這些演講的主題廣泛，既深入探討當代政治中危機、衝突的根源，也試回重新審視人權和國家主權的界定。令我難忘的還有，他甚至必須以電視演說的方式向捷克人民解釋自已的私生活──為什麼喪妻之後立即需要一位新的妻子。

應該說，哈維爾藉由這些演說構築了，或者說試圖構築一個道德的世界，而他要成就的也是道德的政治。成就為一個道德的政治家，這一切仍根植於他的「反政治的政治」信念，如他在1984命接受法國土魯斯米瑞爾大學（Univ.of Toulouse-Lemirail）頒贈榮譽博士學位時發表的長文〈政治與良知〉中所說：「我贊同政治是實踐的道德，對真理的服務，站在人類立場上對同胞慎重的關懷。」

※作者為中國詩人，作家、編輯及出版工作者。2001年7月，與孟浪發起籌創獨立中文作家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