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秋天，好萊塢大亨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被控對一連多位女演員犯下醜行，甚至犯下可能構成刑事罪的性掠奪。媒體和大學女權主義者都將這件出人意料的事當作「性侵文化」期待已久的例證，這與校園內因醉酒約砲不同之處，在於職場上的權力差距是真實而懸殊的，而且溫斯坦顯然未經同意，就強迫女演員跟他發生關係。很快地，娛樂圈、新聞界和政治界知名男士的騷擾舉動陸續被揭發並被迫道歉。在許多案例中，這些騷擾者甚至丟掉飯碗。

由此產生的#MeToo反性騷擾運動，旨在驅逐各種工作場域裡的色狼，不可避免地採用了校園反性侵運動的操作方法。儘管#MeToo事件涵蓋了一系列程度各個不同的行為：從涉嫌性侵的一個極端，到不必要觸摸或親吻的另一個極端……但擁護者通常忽略了這些區別，只認為所有男人都是有罪的，應該受到譴責。

想碰觸的確實是別人的私處​

實際上，不是父權體制讓是否發生性關係變得「複雜」，而是從本質上來說，性本身就會讓人感到「恐懼」、「羞恥」和「內疚」。性誘惑是透過曖昧間接的方式來進行的；把曖昧的事曝光出來，講出事情可能發生或不可能發生，會讓人感到不舒服，並有被否認和被拒絕的風險。「造成危險的落伍性別規範」並非難以拒絕進一步發展性行為的原因；是當代的性別規範，讓這些原本就已堪慮的情況更加混亂。

在性愛和感受方面，女性主義者並不承認男女之間的差異。女性主義者無視於生物學，從權力和政治角度重塑困難的兩性互動。真實發生的或僅是想像中的性騷擾，都被描述為是為了讓女性屈從。實際上，性騷擾通常只跟性有關，即使是利用權勢差距來性騷擾亦是如此。

開明的男性代表人物在檯面上擁護墮胎或同工同酬等女性主義議題，私底下卻對女性強烈干預或有毛手毛腳的舉動，這樣並不算前後矛盾或虛偽。就像美國新聞界名人查理．羅斯（Charlie Rose）、NBC的知名主持人麥特．勞爾（Matt Lauer）和哈維．溫斯坦（所有因#MeToo名譽重創的人）會為出現女總統而興奮，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這樣可以打擊厭女的共和黨。然而，這些男人想碰觸的確實是別人的私處。

性經驗存在著根本上的差異

在《紐約時報》#MeToo連載文章裡，有一篇寫到有些男模聲稱遭到時裝攝影師韋伯（Bruce Weber）和特斯蒂諾（Mario Testino）性騷擾，頭版標題是「我感到很無助」。根據女性主義對性騷擾的解釋，這些被騷擾的男性，本身就是父權體制的受害者，是政治權力鬥爭中被迫屈從的男性。更簡單的解釋是：這種主張若是正確的，他們就像大多數女性受害者一樣，是男性性欲過頭的下手對象。

把未被抑制的男性性欲視為權力問題，需要法律的補救，這個現象從大學校園對性行為訂出法律上嚴格意義的「積極同意」規則可以看出。但是，在規範行為方面，法律效力不如非正式的規範，矜持和克制是女性傳統的保護措施，但是解放後的社會卻剝奪了這種非正式的規範。傳統文化以讚揚紳士風度和尊重美德，來教化男性的性欲。

在傳統的禮節下，在女性熟人面前自慰是無法想像的，因為這違反了對女士矜持的尊重以及紳士的尊嚴。但如今，「淑女」和「紳士」從我們的社交世界乃至從語言中被驅逐，這種行為不再是無法想像的。如果有女性熟人在男性面前自慰，大多數男人不會覺得受到騷擾，反而可能認為自己是個幸運兒。反之，女性若遇到有人在她們面前自慰， 則會厭惡而退避，這顯示男女在身體和性方面的經驗存在著根本上的差異。

女性主義者對每一種違背她們性平理想的女性行為都很敏感，並將一切歸咎於男性。很自然地，潔西卡．班納特動不動就提出女性主義者的論調，認為父權體制讓女性有「勾引男性的欲望」。女人顯然是時尚和化妝品業無助的冤大頭，因為被洗腦，每年花上數千億美元，只為了吸引男人的注意。那樣的洗腦論調也延伸到高薪的電影明星身上。

新一波的性別配額制度

如果女人這麼容易受到廣告的操縱，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扶植她們登上經濟和政治的高位呢？事實上，時尚和化妝品業也只是在回應消費者的需求，與聲稱的父權體制並無關聯。試圖引起男人欲望的是女人本人，而且她們不反對利用自己的性魅力來獲得成功。一位助理透露，某位國際著名歌劇指揮家在被兩位女性聲樂家勾引之後，從此拜訪女獨唱家的化妝室時都會有人陪伴。但是，樂團中的女性和其他歌手卻持續對他投懷送抱。至於好萊塢，無論是現在，還是長久以來，在很多報導、電視節目都記錄了職場潛規則的現象時，女演員以性做為籌碼來獲得演出機會，這有很難想像嗎？

如果#MeToo運動只是為了根除職場中的性剝削，那將能發揮益處。然而，其結果可能只是在整個經濟體中釋放出新一波的性別配額制度，並更進一步蒙蔽男女之間的實際差異。請恕我無法苟同女性主義者，我認為西方文化其實是人類歷史上最不重男輕女的文化；沒有人強迫女性用頭紗遮臉，女性的穿著可以想怎麼暴露就怎麼暴露；流行文化的明星總愛炫耀自己放蕩的私生活；每個主流機構都在雇用並晉升更多女性。

然而很顯然地，女人仍被性別歧視所壓制，以至於《紐約時報》的性別編輯誇張地問：我們是否該把女人視為有能力同意性行為的個體，既然「文化的期望」讓女人開口拒絕覺得彆扭？照這樣下去，離女性主義者要求回到以前社交活動中有人監督陪同的做法，還需要多久時間？

作者簡介

希瑟．麥克．唐納（Heather Mac Donald）
著有全美暢銷書《警察面對的戰爭》（The War on Cops: How the New Attack on Law and Order Makes Everyone Less Safe，暫譯），也是曼哈頓政策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研究員和《城市雜誌》（City Journal）的特約編輯。這位有理想抱負的學者熟知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因為撰寫過關於警務工作的文章，而成為學生用暴力抗議的目標。她擁有耶魯大學的文學學士、劍橋大學英國文學碩士，以及史丹佛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她的文章發表於《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新共和》雜誌和《黨派評論》（Partisan Review）等刊物中。目前她居住在紐約。

譯者簡介

黃庭敏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師大翻譯研究所碩士，譯有《未來地圖》、《注意力商人》、《資源革命》。

※本文節錄自《美國多元假象》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