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砸下最高成本的真人版電影《花木蘭》，原本是今年度最受矚目的大片，卻因先有電影主角劉亦菲在香港反送中期間「挺港警」的言論遭議，連帶讓支持香港抗爭者接續在網路上串聯抵制這部電影，之後，又因為COVID-19疫情全球大爆發，使得今年初它在加州舉辦的首映，成了在電影院上演的絕響。北美戲院上檔日期不斷延後，最近迪士尼則開始大力推播Disney+線上收看，希望能彌補戲院票房損失。

而為了燃起紐約民眾對《花木蘭》的興趣，迪士尼趁暑假期間授權不少兒童夏令營播放1998年卡通版的花木蘭，加上市區廣告密集刊出真人版《花木蘭》劇照，並在媒體上接續以「文化面向」討論這部影片的內容，全都是為了炒熱話題再寄望帶動收視。

不容諱言，比起很多美國小朋友這段時間在夏令營看到的1998年花木蘭動畫，真人版《花木蘭》有了更明確的中國元素，電影製作從劇情鋪排，到大舉植入忠孝仁義等等東方道德觀，再到演員組成，皆進一步為滿足中國市場的需要所設。籌拍過程尤其大量參酌帶有中國官方色彩的顧問意見，確實使它成了歷來最具東方中國魂，以及官方認可腳本的迪士尼電影。其製作團隊為盡可能貼近中國本色而付出的心血，恐怕更勝迪士尼動畫《冰雪奇緣》團隊當時在挖掘北歐人文要素時的用心。

迪士尼會大量起用中國、華裔演員，在中國忠孝仁義等道德觀上費勁，這麼做，自然是要替動畫版《花木蘭》扳回顏面。因為當年動畫版就是被許多中國人批評「本質太洋化」，過度扭曲了花木蘭角色核心，以至在中國票房相當慘澹。

曼哈頓廣告刊版密集推出真人版《花木蘭》宣傳。（攝影：李濠仲）

今天，號稱全球第三大的上海迪士尼已開幕多年，迪士尼或者也從一座樂園上理解了開拓中國市場之道。上海迪士尼打從一開始就決意盡可能迎合中國的「官方意見」（有國企背景的合作企業），尤其要避免刺激中國人心，比方說放棄「太空山」、「叢林巡航」和「小小世界」等所謂具有「文化帝國主義」色彩的經典遊樂設施，並同時凸顯其它具有中國元素的園區景觀餐廳，由此配合中國愈來愈濃烈的民族主義傾向。

蟄伏20年之久，迪士尼再次捲土重來推出真人版電影《花木蘭》，即是在它吸取諸多中國經驗後的力作。在此之前，迪士尼甚至不惜為自己曾拍攝《達賴的一生》而向中國致歉。至於真人版《花木蘭》說到底，就是一部中國人目前拍不出來，所以我幫你拍，拍成你喜歡的、想看的、還能藉由英語發音傳播全球的中國傳說電影，更超越上海迪士尼那般的「中國模式」。真人版《花木蘭》問世後，有西方影評或者不甚理解片中寓意的東方文化，卻以為在中國女權運動上掌握了觀察角度，就又是另一種離題了。

而真人版電影《花木蘭》無疑是迪士尼近來最波折的一部片，除了疫情亂入打亂上映節奏外，風波高潮當屬飾演花木蘭的劉亦菲「挺港警論」。她確實把《花木蘭》推上熱議浪頭，只是在港台之間得到的大多是負評，電影還沒上映，就遭奚落的一文不值，這才真是迪士尼片商始料未及的變數。不過，就它「迎合中國」的初心，則當初從1000多個試鏡者裡海選挑中劉亦菲，迪士尼也真是堪稱「獨具慧眼」，完全沒找錯人。

就在迪士尼大力宣傳《花木蘭》的同時，八月初卻發生香港抗中人士周庭被以港版國安法逮捕的消息。迪士尼當時為《花木蘭》設計的宣傳標語是：「The legend arrives.」（靜待傳奇－花木蘭），然後，因為周庭被捕，許多港人推特上立刻大量湧現「我要真正的花木蘭」這一聲援周庭的留言，接著，抵制《花木蘭》的發言又再衝一波。

應該不會有人否認，迪士尼在中國經商之道，很重要的利器就是借由「中國的政治正確」，而為商業營利的工具之一，看起來好像很聰明，但有時天時地利人和加總湊起來，又恐怕不都是這麼回事。COVID-19造成的票房損失或可歸咎天災，那麼劉亦菲豈非人禍。這又讓人不由得想起澳洲記者布魯斯．道夫(Bruce Dover)在他那本《梅鐸的中國大冒險》(Rupert’s Adventures in China: How Murdoch Lost a Fortune and Found a Wife)裡寫到的：有意進軍中國市場者大有人在，但大多數的生意人是血本無歸，媒體大亨梅鐸也不例外，無論其花費多少精力討好中共高官，甚至離婚再討了個華裔老婆鄧文迪，終究還是上了中共的當。且「梅鐸對中國市場貪得無厭的胃口，讓他用力太過、太快、太早，最終走向破滅。」

當年道夫新書出版，《金融時報》曾對其評論說：這本書的真正價值在於，生動地描述了企業向中共叩頭所得到的教訓，並對外國企業提出關於取悅中共官員的風險警示。事實上，中共竭盡所能的操弄外國媒體，簡直把他們耍得團團轉。

迪士尼或許比梅鐸當年在中國搞星空傳媒時更有本事，可以拍出連中國人自己都拍不出來的《花木蘭》史詩鉅作，但即使如此，它顯然仍對真正的中國（中共）還是一知半解，否則豈會不知中國之下，你是齊天大聖，誰又是如來佛。

上海迪士尼沒有「太空山」是有原因的。（湯森路透）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