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首相往往走馬燈樣換，他們的名字常常還沒被本國人記牢就下野了，更別說外國人了，所以他們很少引人注目。是次安倍辭職卻成熱門話題，皆因他當了八年首相，是日本史上在位最長的，更因他留下了可圈可點的政績。在內政上，他的「安倍經濟學」重振了日本經濟，挽回了日本人的信心，他任內日本股價整整翻了一倍。在國際舞臺上，他留下了三個經典的鏡頭：和川普打高爾夫球時在草坪上摔了一個大跟頭，展示了他和川普的親密關係；和普京見面時，好幾次耐心等待遲到一、兩小時的普京，而不巧輪到他遲到時，他小跑著趨前和普京握手，日本北方四島還在俄羅斯手上，他想要回來就得屈尊求全；和習近平見面時，習認為他對中「不夠友好」，就拉下一臉橫肉不正面瞧他，他卻照樣微笑以對，他只在釣魚島等問題上爭實利。 

旁人看安倍是「做小伏低」，但他本人卻不在乎。他曾向國民坦言，「沒有人不想要面子，但為了國家和人民，我可以捨棄這個面子，這是我們作為領導人應有的姿態。」憑此，他不僅在國際上贏得美譽，從不姑息政客的日本民眾也對他讚賞有加。日本內閣一般得到40%的支持率就不錯了，他宣佈辭職後的內閣還得到70%強的支持率。我看一檔日本政論節目，有幾個政論家甚至希望安倍病癒後第三次出馬。 

如此這般，安倍的決定讓中國人費解了。你在世界上名聲日隆，在國內人氣尚旺，又沒患絕症，至少幹完還剩一年多的任期絕無問題，怎麼就輕鬆地揮揮手告別政壇？但日本人卻不會為安倍的行為訝然，因為任何日本人處於他的境況都會這樣做，這是日本人的國民性使然，就是當個人的名利與集體或國家利益相衝突時，總是為集體或國家而舍一己之利。 

前些年披露的甲午戰爭背後細節給出了最早的佐證。 

當時，日本為備戰購買軍艦，明治天皇省吃儉用，皇后獻出自己的首飾，民眾也踴躍捐款，全國官民一心氣勢如虹，最後用並不佔優勢的軍艦擊敗了清朝艦隊。 

此後的日本政壇，即使是逼迫文官發動侵華戰爭的軍人，他們目的也是一切為天皇而不是謀一己私利，而天皇只是維護國體凝聚國民的象徵，也並不為自己一家一姓。所以，一百多年來，日本首相平均在任一年半，在戰後的和平時期也大抵如此，因此常被詬病日本政局不穩。雖然頻繁換相不盡如意，但反過來說明，日本政治家不你死我活地爭權，政壇始終理性有序地更替，恰恰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穩健。 

二 

寫到這裡，有自知之明的讀者不能不聯想到中國。 

近年，只要論及中國上百年的歷史，有識之士都忍不住痛心疾首地嗟歎，為何在歷史的緊要關頭，中國都選擇了下下策？對照日本政治家的行為準則結論就出來了，因為中國的掌權者，在決定國家命運的時刻，總是不顧百姓的死活，把一己的權勢和名利置於國家利益至上，甚至不惜讓整個國家為他或她陪葬。 

也從甲午戰爭說起。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滿朝都知道她的心性，「誰讓我一時不痛快，我就讓他一生不痛快」，手下大臣便花費1000萬兩白銀為她祝壽。所以，甲午敗北的悲劇早在戰前就決定了。 

此後，中國當政者的名頭無論叫皇帝、總統、主席、總書記等等，在攸關國運的危急時刻，他們首先考慮的也是自己的一己私利。袁世凱當了大總統還不滿足，竟然推翻好不容易建立的民國復辟帝制；孫中山不致力於在辛亥革命的基礎上完善憲政，卻大搞「（對他的）領袖忠誠」建立「党國體制」；蔣介石提出復興中華民族，必須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雖然與中共魔頭相比，孫中山和蔣介石差強人意功大於過，但倘若孫和蔣能仿效日本的伊藤博文，注重憲政和制度建設，確立扎實的民主政體，而不是強化一己一黨私利，就不會有後來的中共坐大，也就不會出現把國家玩弄於掌股的毛澤東和鄧小平。 

暴君毛澤東的人生哲學是「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餓死幾千萬百姓不眨一下眼睛，為打倒所謂的「劉少奇司令部」，操弄八億蟻民搞文革內鬥十年也在所不惜；屠夫鄧小平為保住一家一黨的私利，悍然命令坦克碾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民主早已是世界潮流，但習近平卻不知今夕何夕，為圓新時代的皇帝夢，倒行逆施修憲搞終身制，中國走了一百多年，竟出現袁世凱第二。 

上述人物，只要有一個按日本人的思維行事，中國就絕不會走到今天的地步。 

三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代表清政府去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事前，李鴻章和伊藤博文的一段對話讀來令人唏噓。伊藤博文以勝利者地姿態說，我曾經對李大人提出過忠告，貴國如不加速改革內政，我國必定後來居上，十年過去，我的話應驗了。 李鴻章哀歎道，我也想改革內政，但我國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換位行事會怎樣？ 伊藤博文承認，你如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好，我如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此話也許並沒言過其實，何止李鴻章才幹不遜于伊藤博文，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比才幹也可能勝過與他們同時代的日本政治家，信服他們的日本人都不在少數，毛的日本信徒還在68年搞毛式革命的學生運動，日本友好人士還為周恩來建立了紀念碑。而中國人幾乎都不知道日本首相是誰，更別說做他們的粉絲了。 

但是，比比中日兩國百年來的國運和老百姓的境遇，我們就知道中國為這些「大」政治家付出的代價。 

中日政治家還有另一種交手。 

曾四度拜相的伊藤博文遺言，在自己的遺產中留10萬元給夫人梅子，然而，在他被安重根刺殺身亡後，翻查他的遺產只有5萬餘元，是明治天皇拿出10萬元才了卻了他的心願。而被伊藤博文贊為「清朝唯一能臣」的李鴻章，死後留下千萬家產，他的後代還出了三位億萬富翁。  

一百多年後的2019年，日本人均GDP是中國的四倍，但日本內閣官員包括家人的平均總資產為8271萬日元（約500多萬人民幣），而最富有的麻生副首相的5億多日元大部分是繼承遺產得來。而日本普通百姓，戶主是65歲以上的老年家庭，平均僅擁有的金融資產（不包括房產）就達約2000萬日元（約120多萬人民幣）。至於同年中國官民的財產如何天差地別不說也罷。 

這就是從伊藤博文到安倍晉三的日本和從李鴻章到習近平的中國為何一盛一衰一成一敗的一大原由。 

四 

論說中國人的國民性，當然不限於政治家。確切地說，毛鄧習不過中國人的代表，這樣的人絕不會在日本「出生」。所以，每個中國人尤其是追求民主的志士都要自省，當個人的一己之利與民族大義反共大業不相容時，是否能捨棄小我顧全大局？有目共睹的現狀是令人遺憾的。不少民運和異議人士在國內不懼坐牢，到了海外反倒擺不脫名韁利鎖，常互相傾軋內訌不止，無法團結一心，又如何形成威懾中共的反對派！？ 

所幸，中華民族出過一個蔣經國，他在決定臺灣前途的關鍵時刻，敢於放棄一己一黨私利，大膽開放報禁和黨禁，為臺灣開啟了通向民主的大門，也為後來的從政者樹立了人格標杆。有志於推進大陸民主化的後進，都應以蔣經國的氣度合力奮鬥共同對敵，儘早讓大陸像臺灣一樣實現夢想，到時我們才可以驕傲說，中國人也是不輸于日本人的優秀民族。 

※作者於1955生於上海。1976年畢業於上海某衛生學校，同年進市上海某醫院擔任臨床醫生。1988年赴日本留學，日本國學院大學日本文學專業研究生肄業。1982年起兼事文學寫作。著有長篇小說《福民公寓》（2012年臺灣秀威出版社出版）；長篇紀實作品《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2013年秀威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殉葬者》（2018年秀威出版社出版）等其他作品。 

目前居住在愛爾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