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香港民主派初選勝出代表張崑陽近日透過臉書貼文，說明「我現時不在香港，但由於種種安全丶策略等因素所以未能提供我現在身處的位置，還望大家見諒。」張崑陽出走香港，遠避他鄉，當然是中共近期藉港府積極抓捕抗中人士所致。而香港眾志創黨主席羅冠聰，也因同樣理由轉居海外，香港律政司則稱其是「畏罪潛逃」。羅冠聰和張崑揚都是香港今天青春正盛的一代，昨日之前，沒有人會想像得到香港人也需要「流亡」。

圖博（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曾在自傳中記述，說「在那些（原本）喜悅的日子裡，我做夢也無法想像日後的大難。1950年…我們被迫簽署了《十七條協定》。幾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就進入了拉薩。他們宣稱圖博現在成為「祖國」的一部份。」這是他那一代圖博人夢靨，當年嘉樂頓珠逃出中共統御下的圖博時，年紀和羅冠聰、張崑揚差不多，現在則是住在印度喜馬拉雅山上小鎮，一個「坐在黎明前的寂靜中，等候太陽升起，等候山巒從黑暗中浮現，也等候烏鴉的嗚叫」，同時回憶過去人物、地點、事件的老人。

中共唯物主義下的國族觀，留地確實更勝於留人，至今已迫使無數人有家歸不得。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這個世界似乎已很習慣看著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分居各地。此外，中共對新疆信仰、文化的戕害，不只讓維吾爾人在1997年群起抗爭，而有伊寧事件，直到2009年烏魯木齊七五事件，前前後後又有多少維吾爾人不得已大舉逃離。

現時維吾爾裔美國人協會主席伊利夏提就是歷來逃離新疆者之一，他曾在一段自述中說道：「當時有個維吾爾族警察告訴我，中共列了抓捕的名單，我在石河子被列為疆獨頭號處理人物。我不以為意，因為我不過一個小人物，只是嘴巴上罵罵共產黨，並沒有參與組織…一個朋友在國保大隊(國家政治保衛大隊)，專門抓意圖顛覆政府的人，有一天來找我說:『伊利夏提你不要待了，能往國外跑就往國外跑，他們早晚要處理你，已經列在日程上了。』我不信，他接著說：『某年某月某日你去了烏魯木齊，上級本來想搞個車禍把你弄掉，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處理，所以你最好趕快走。』我一聽就信了，於是開始辦護照。」

正因如此，伊利夏提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看著港人起而反彈，便格外心有戚戚。當年5月他受邀來台灣演講，才談及維吾爾人就是中共「一國兩制」統治的範例，警告下一個可能面臨類似情況的地方將是香港，再往下走就是台灣，結果他的話像書本翻頁一樣快，立刻在香港的命運得到印證。

流亡印度的嘉樂頓珠曾說：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的張經武將軍大吼大叫，握拳拍桌，指控圖博兩位總理是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威脅要殺死他們。1952年…我騎馬逃到了印度。在印度，我試圖讓國際了解我的國家所遭遇的苦難。我向聯合國請願。我寫信給美國總統，希望喚醒他的重視與支持。

入籍美國的伊利夏提曾說：從那以後一想到我的妹妹在集中營，就很自責，非常難受，無法去想她們在監獄裡遭受到怎樣的折磨，很多維族家庭都有相同的處境，不知道家人被送到哪一個集中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哪一家孤兒院。很多人問我逃到海外有什麼感覺，我只能說，精神上我也跟著家人在集中營裡頭。每一個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都一樣。

今天，則輪到羅冠聰在臉書上說：整個世界都知道，是惡名昭著的國安法令很多過去參與國際線工作的手足陷入切身危險。我的行動就是要證明，即使人在海外，仍然能與共產黨周旋，讓世界看見香港。希望在香港的朋友安好，也呼籲律政司不要再白費力氣，企圖滋擾我的親友。我已沒有與他們有任何聯繫——你們的法庭手令，可以留著給歷史，成為港府作惡的見證。

還有張崑陽也說：國安法來臨之先，也在考慮應否及時離開的問題，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盡自己的能力堅持下去，能留多久便是多久。雖人微言輕，但在徬徨無助的開首，是希望用行動告訴大家這城市還有人。

包括中國異議人士等過去以來持續不斷的海外發聲，身在台灣已耳聞不計其數，但也必然看得更清楚，中共高壓統治剷除異己，真的是由西向東，自南到北，從過去到現在皆不曾放軟停歇，更別提今天突然在內蒙古強制執行幾至滅絕民族文化的蒙語教學限制。

從半世紀前的圖博，而後新疆，再到香港、蒙古，每個分散的當事者現身說法，都能記述出一冊又一冊和中共糾纏交戰的血淚故事，一旦把每個人歷經的遭遇串聯成線，繼之譜出一幅環環相扣的中共治下景象，則就不只是令人心寒。沒有一個人會希望自己生長的地方任由中共搓捏形塑，就算歐美多有親中論者夸夸其言，以為中國崛起必然替自己賺得多大利益，前提都在他們清楚擺明沒有人需要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可以神采奕奕飛去做生意，再盆滿缽滿回到自己家繼續享受無比愜意的自由，因為他們從來不必擔心自己會像圖博人、香港人、維吾爾人或中國海外異議份子一樣。台灣今天對中共的抵禦心理，無非就是同理了那海外黑名單的苦澀滋味。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