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種跡象顯示，新冠疫情和中國四面受困的國際環境，並未削弱習近平的權力，這與許多人的預期相反，也讓一些習的反對者沮喪。不過，如果我們從一個長時段（比如今後10年）的角度去審視習近平政權，事情可能並非這樣。

自習在2018年修改憲法、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為其第三任鋪平道路後，有關他是否要做終身領導人的猜想一直沒有停止。我的判斷是，他修憲廢任的目的，是要為中共和中國建立起一套新的基本的制度規範並解決某些他認為非他不能解決的問題後，大約在第三個任期結束，會把權杖交給他選定的接班人，像鄧小平一樣在幕後發號施令，做事實上的終身領導人。

對習近平來說，這是一個「良好」的設想，然而事情是否會按他寫的劇本上演，值得懷疑。鄧所以不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卻擁有黨內事務的最終決定權，原因在於他晚年和毛及其親信「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的鬥爭，由於文革，這條極左路線在中國破產，任何堅持毛的極左路線的領導人，包括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都會遭到中國人民包括黨內高層多數人的抵制和反對，而鄧被認為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儘管八九事件讓鄧喪失了中國社會和黨內民主派的支持，他的權力也遭到左派挑戰，那是鄧權威急劇萎縮的時期，但他通過南巡講話重啟經濟改革再次贏得中國主流民意的支持。「改革」一詞此後成為中國的神聖話語和中共的符身護，即使習也不能挑戰改革的敘事話語，而「改革」總是和鄧小平連在一起的，今天中國社會出現的回到「鄧小平時代」的呼籲，意思是鄧的改革路線，是一條穩健的既然保持中共執政權同時又使中國社會具有一定活力的發展道路。

未來仍將回歸鄧小平路線

習近平目前的權力可能超出了鄧小平高峰時擁有的權力，但它不是來自大多數人的認可和服從，而是通過反腐和不斷的政治清洗和政治高壓，包括以反腐之名對黨內高層的政治打壓實現的，其政策和政治路線被認為是背離了鄧的改革開放，拋棄了鄧的韜光養晦，所以，內政上他遭遇了中國社會自由派和黨內包括改革派在內的多數黨員的反對，這種反對被他所壓制，出於各種現實考量，人們敢怒不敢言；外交上遭到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的抵制，導致中國眼下四面受困，特別被美國全面圍堵。換言之，習的內政外交由於失去了中國多數人尤其是知識精英、資本精英和黨內改革力量的認同和支持，一旦他交出權杖，就很難像鄧一樣，作為黨的政治遺產而被後來者繼承。

事實上，即使習廢除了國家主席任期制，但同時在他主持的對黨章的修改中，卻保留黨章有關「反對領導幹部終身制」的內容。這說明他意識到，接受毛搞終身制給黨和人民事業帶來的慘痛教訓，最高領導人不准搞終身制是中共領導層的一個最大公約數，從鄧時候起已成中共傳統，這個傳統不是隨便可以廢除的，否則將犯眾怒。也就是說，至少在中共十九大召開期間和2018年春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時，習還沒有終身制的打算；或者他有這個想法而遭到黨內高層反對，只好作罷。

鄧開創的退休制是中共在改革後所剩不多的政治遺產中得到領導幹部幾乎一致認同的。中國社科院一位學者在他私人於2013-2014年進行的對中國領導幹部的調查（該課題在2018年完成，但在中國得不到公開發表）也印證了這點。該學者一共對879位中國官員進行了問卷調查，從鄉鎮幹部一直到副部級官員，其中多數是黨的領導幹部，也有黨外官員。他發現，退休制得到絕大多數被調查對象的支援。

他的另一個發現是，大多數領導幹部也贊同中共的黨內民主，只是對黨內民主走形式不滿。該調查最有意思的發現是，高達70%以上的領導幹部認為西方的選舉民主可以為中國借鑒。儘管該調查是在習近平上臺初進行的，經過其後6年習對中共的改造，黨政官員對退休制、黨內民主和西方選舉的看法或許會有改變，但也有力證明西方40多年對中國實行的接觸政策至少曾經起到了巨大作用，而非川普政府宣稱的完全失敗，也證實了中國回歸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在黨內是有條件和基礎的。

習政權難逃過渡下場

這個調查還可說明，習近平政權是一個過渡性政權。

「過渡性」指的是，習政權只是夾在它前後的兩個政權之間的中間過渡狀態，它之後的中共新政權在性質上將會恢復和延續之前即鄧時代，而非習時代的統治方式和策略。習現在精心打造和佈局的這一套統治術，在他交權後，少則一兩年，多則三四年就會被他的接班人否定。對此，可以進一步從以下兩點來分析。

其一，從習政權自身看，它是個變異政權，這種變異性不能成為中共持續統治的穩定特徵，會隨習的下臺而回歸正常的歷史發展態勢。習並無簡單倒向毛，而是試圖嫁接毛和鄧，本質上沒有拋棄鄧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只不過把「兩個基本點」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放在比過去更突顯的位置，乃至在一個時段，有點架空經濟建設這個「中心」。

但在貿易戰後，隨著中國內外環境變得空前嚴峻，包括疫情對經濟的衝擊，習被迫調整了他的政策。經濟建設重又成為中心，改革尤其開放也在外界壓力下啟動。雖然習繼續在強化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控制，但作為毛鄧的變異體，在他下臺後，其接班人不會讓中共政權繼續處於這種緊張的分裂狀態，要麼回歸毛，要麼回歸鄧，而統治集團本身不可能回到人身權利毫無保障的毛時代。習之後的領導人也不會再是這種強人角色，重回鄧是後習近平政權的最好歸宿和必然選擇。

其二，後習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也不會有強烈的紅色江山意識，並因襲由此而來的治國路線和統治術。習的反腐、政治集權和全面強化黨的領導，很大程度上是他作為紅二代和太子黨特有的保紅色江山代代傳的意識在作祟。正由於前述調查顯示的政治民主的因素侵入到了黨的肌體，加之黨內腐敗盛行，讓習和他所屬的特權階層有一種深深的危機感，不能將紅色江山毀在自己手上。但後習時代的中共領導人，不可能有習這樣強烈的江山意識和使命感，無論是傳言中被作為接班人培養的胡春華陳敏爾，還是習把政權交給紅三代，前者因為出身和成長無法培育出紅色江山意識，也不大可能把這個政權交回紅三代、紅四代；後者由於代際鏈條的拉長以及這一代人在一個更開放和國際化的環境下接受的教育和成長經歷，其紅色江山意識只會遞減。這就使基於江山意識和危機感而建立起來的一整套統治路線和策略不可能在新的領導人那裡原封不動地繼承下去，習的遺產勢必會他們拋棄，就像鄧否定毛，習又部分否定鄧一樣。

總之，若說鄧得到多數中國人的認同，是因為他順應了人性，那麼習和毛一樣，其統治從根本上違背了人性，反人性的東西可能會維持一定時間，但必定不能長久。後習時代中國的主體人口所受教育和成長環境完全有別於他們的前輩，是在一個開放的空間完成的。雖然不能由此高估他們的民主意識和思想，但讓他們長久臣服於強調空洞意識形態和禁錮個人自由的制度之下，難以想像。

※作者是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