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光復中學校園變裝活動，有學生穿戴德國納粹的服裝、旗幟、軍徽，還模仿納粹親衛隊的校閱場景，連老師都一起參與扮裝，輿論譁然；結果換得以色列駐台辦事處強烈譴責，甚至登上歐洲媒體新聞版面，校長最後因監督無方請辭下台。

師生扮演納粹之所以遭批「無知」，那是因為納粹當年慘絕人寰的「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作為；當時共上千萬人遭屠殺，其中猶太人就占了約600萬。

儘管師生皆稱無意偶像崇拜，也非鼓勵殺戮，但看看活動現場，當學生的紙製戰車出場繞行時，現場主持人居然大喊：「希特勒來了，同學們趕快向希特勒敬禮，他等下開坦克壓過你們喔，把你抓進毒煙室裡面！」旋即，全場鼓掌尖叫歡呼。顯然，使用納粹符號的扮裝活動，並未帶著任何反省與反思，無疑複製了刻板，更有英雄化納粹之嫌。

然而，納粹大屠殺作為世界歷史的重要一頁，當然並非不可觸碰，但卻不該如此去脈絡與草率。

以台南人劇團2013年推出的「浪跡天涯」舞台劇為例，此劇翻譯自Martin Sherman在1979年創作的《Bent》，便透過舞台表演，揭露了當年納粹迫害同性戀的事實，這正是個成功使用納粹意象，卻又能具教育及反思意義的好示範。

事實上，「譴責納粹」雖已是當代社會的政治正確，但在生活各處，納粹意象仍如幽靈般不時冒出，常見被荒謬地錯誤引喻。

反對婚姻平權的運動就是明顯一例。2013年「下一代幸福聯盟」舉辦的反同活動，一名男高中生身穿納粹軍服，高喊：「我反對同志，而納粹也是反同志的，所以我穿這樣來上街。」而主辦單位卻未制止並認為，「民主社會有言論自由，當天沒有排除該名男生，是因他並無妨礙到大家的秩序與和平氣氛。」等於縱容了引喻失當的無知行為。

但這並不意外。因為今年立法院同性婚姻修法公聽會上，世新大學法學院長吳煜宗發言時，同樣語出驚人表示，讓同志收養小孩，就像「納粹屠殺猶太人和舊日本軍在中國東北滿州做『人體實驗』」。這讓世新大學飛魚同志社發表聲明，抗議吳胡亂替婚姻平權扣上納粹帽子，要求他出面道歉。

這類言行何以須被正視、譴責？那是因為翻開納粹迫害同志的歷史，這些教訓，怎樣都不該被遺忘。

納粹政權當年自認「雅利安人（Aryan）」是最優秀的血統，因此，只要非雅利安人，或一切阻礙雅利安人繁衍、生育之事，一律難逃迫害。德國納粹親衛隊（SS）最高指揮官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便直指，同性戀跟墮胎一樣，都是威脅雅利安人出生率的主兇。而男同志，就是最明顯的受害者之一。

根據「美國納粹大屠殺紀念博物館（U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資料，當年德意志帝國的男同志估計有120萬，但1933至1945年間，共約10萬名男人因同性戀身分遭逮捕，其中約有5萬人遭判刑。

被捕的男同志，制服不但被要求繡上「粉紅色倒三角（Rosa Winkel）」的布章，夾克背後還被寫上了大大的「175」號碼，象徵違反了《刑事法》「第175條」；因納粹當時擴大執行了「175」條款，加重了男男性行為的刑罰，直到兩德統一後，此法才在1994年完全廢止。

而這些男同志所受的凌遲可說是百百款，更被逼著接受慘無人道的人體實驗來「矯正」性向；有的被迫開刀、硬生生植入賀爾蒙膠囊，有的則直接遭閹割去勢。德國學者Rüdiger Lautmann指出，當年集中營內的「175們」，死亡率估計高達6成。

令人不寒而慄的是，當年迫害「175們」的理由，如今聽來卻與台灣許多持續反同言論極其神似。好比「因為同志不能生育，所以不該結婚」、「出生率愈來愈低的少子化年代，不該修法『鼓勵』同性戀結婚」、「看見一隻蟑螂等於後面有幾百隻」、「同志行為會感染」⋯⋯，這些言論經過看似理性的詞藻包裝後，重複出現在人們的臉書塗鴉牆、長輩的LINE對話視窗，甚至出現在象徵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的公聽會上。

追究發言動機，儘管他們口口聲聲「尊重同志」，但背後依舊拒絕「肯認」他們的身分，更持續將他們排除在國家法律制度的保障之外；反之，卻一再對著公眾「性向清洗（Sexual Orientation Cleansing）」說：家庭只能有一夫一妻。這樣的邏輯無疑宣告：「嘿，你們同志可別成家」，不然，「就先『改過向善』轉成異性戀吧」。

這類「性向清洗」的結局幾可預料：那些想結婚的同志伴侶，只能繼續躲在「他們」看不見的角落裡偷偷相愛；另一些人則礙於社會壓力，選擇痛苦並不幸福地偽裝進入異性戀婚姻，只為了維持所謂不知由誰定義的傳宗接代「神聖」任務。

納粹幽靈當然無所不在；在師生無知地以裝扮納粹為樂時、在人們高舉「性向清洗」旗子要同志別來破壞家庭制度時。而「175們」何時才能撕去胸前的粉紅色烙印，不被分類、標籤、隔離在所謂「正常人」的社會制度與法律之外？

※作者為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