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習近平在7月提出「國內大循環」政策以來，吸引許多目光。所謂「國內大循環」者，即希望解決中國過去因採用「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而使當前經濟成長受到箝制的問題。所謂「兩頭在外」是指「技術與資源在外」與「市場在外」（如圖1（A）所示）。過去中國發展模式主要依賴國外的技術、人才、資源，將這些生產資源引進中國後，利用便宜的人力製造成商品後銷往國外。整個商品製造核心技術、研發、專利、市場行銷等附加價值較多的部分都在國外，而中國僅賺取微薄的加工費用。

圖1、兩種生產模式之比較

受到美中貿易戰與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國不僅面臨國外市場萎縮，更受到美國技術與專利的限制，使得中國無法獲得生產所需的零組件，甚至中國企業受美國施壓，致使經濟與國家安全受制於美國。在中國有14億人口龐大市場與過去幾年科技技術大幅進步的經驗下，強調自力更生的國內大循環戰略乃不得不的選擇。在此政策下，強化國內市場規模，降低但不放棄國外市場比重，而關鍵性生產技術則透過其國內市場來扶持以自主研發，如圖1（B）所示，重點市場與技術雙雙往中國國內移動，形成國內循環。

消費刺激難有成效

為了彌補國外市場需求的萎縮而希望以國內市場取代之，原本無可厚非，但是中國經濟向來並非以民間消費驅動為主，而是以投資驅動為主。過去幾年中國國內生產毛額中，民間消費占比略少於4成，政府支出亦略少於兩成，投資大約保持在42-45%，剩下的淨出口僅占個位數。但是在經濟前景不明的情況下，中國民間消費很難有所增長。若以李克強的「能消費、願消費、敢消費」之消費三段論來看，農村地區受限於收入有限而不「能消費」，都市城鎮的中產階級則或因疫情、或因出口不振、失業增加導致對經濟前景與未來收入悲觀而不「願消費」或不「敢消費」。因此，透過增加農村收入與強化都市居民消費信心有助於提振消費。

雖然中國國發委在今（2020年）年3月份提出六個方面、十九條政策措施以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且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雖優於預期，但民間消費力道依然薄弱，零售銷售連續7個月收縮，4-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依然連續下探。由此可見，短期消費刺激政策難以立竿見影。在消費難以提振的情況下，預估中國還是會回到以投資來拉動經濟的老路。因此，我們可以從「十四五（2021-2025年）規劃」看到中國持續推動新基建與5G布建計畫，以及將耗資10兆人民幣發展第三代半導體計畫。但是可能就如過去中國政府大力扶植的鋼鐵、風電、太陽能產業一樣，這些新推出的計畫可能也會發生產能過剩、爛尾樓的不利情況，例如近期成都格芯與武漢弘芯分別傳出財務問題，讓中國發展半導體技術的前景蒙上陰影。

制度性的改變緩不濟急

不論是要拉抬消費，或是技術生根，都會牽涉到體制的改革。例如要刺激農村經濟，不能只靠類似家電下鄉或是改善網路品質，最主要還是要能活絡農村土地與人力的流動，讓農村生產力能得到釋放。例如今年年初《土地管理法》修正後，雖然放寬了農民集體所有之土地使用權，但是出讓這些使用權的門檻還是相當高，需要「在符合規劃、依法登記，並經本集體經濟組織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村民代表同意的條件下」，方得出讓。

放寬人口流動則又衝擊到當前的戶籍制度，增加都市城鎮政府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險、養老、衛生等諸多方面的負擔。若要發展半導體製造或是設計產業，除了要加大對於智慧財產權保護外，對於自由、開放創造與顛覆性的想法也需要加以包容。商業秘密（Trade Secrets）與藥品相關智財權因受到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商影響而被列為最重要優先法案，卻反而更進一步延宕了專利法、商標法等法案修訂。雖然當前中國推動這些制度性改革難度甚高，但是打造一個具開放、創造、自由與民主的社會以提升經濟，可能才是中國政權本質上難以接受的改變。

※作者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決策推演中心助理研究員，本文授權刊出，原文出處。